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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各的。嗯，到時候看誰的名字更好聽。”

找到了解決辦法，阿發示意綵鳳過來接手，幫著他哄這幾個小孩子，他則伸手相請，邀查理宋至書房敘談。

組織需要行動的手臂，需要探聽的耳目，也需要鼓與呼的喉舌，或者說是引導輿論和誤導敵人的資訊渠道。查理宋的華美印書館或許是個可以合作的物件，這是阿發的一點小心思。

同樣，查理宋也有著自己的希望。由他主持建立的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現在只是一個對外的招牌，實際上正在變成興中會的秘密聯絡點，他希望能爭取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參加革命。

第六十七章　革命黨？

《江蘇》、《遊學譯編》、《浙江潮》等書遞到了阿發的手裡，他有些疑惑，隨手翻了幾頁，抬起頭詢問道：“反對滿清政府的？查理是革命黨？”

查理宋見阿發只是疑惑和詢問，卻沒有什麼驚訝神情，便覺得大有希望，笑道：“這是朋友們要我印的，做生意嘛。再說，我是林肯的忠實信徒，覺得這些書挺不錯。”

阿發似信非信地點了點頭，微微一笑，調侃道：“印行禁書，必定發財，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條規律吧！”

“發財嘛，算是吧！”查理宋望著阿發，意味深長地說道：“那陳先生對革命黨，革命，又是怎麼看的呢？”

阿發想了想，並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道：“那查理怎麼看國學和實用科學？革命是破而後立，還是隻破不立，或者說是隻會破不會立？革命是隻需要鼓與呼的宣傳家，還是也需要埋頭苦幹的工作者？”

這一連串的問題立刻讓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當時的絕大多數革命者心裡，幾乎都有一個革命萬能的認定。似乎推翻腐朽的滿清政權，革命成功了，便一切問題都能解決。國家能獨立強盛，民族能復興升騰，百姓能安居樂業，革命似乎就是一劑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

但實際上呢，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獨立要取決於多種因素。對一個社會形態的政治經濟制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換舊符”，具有明顯的質的突變；但對一個社會形態的物質基礎、科學文化乃至人才發展而言，在新質基礎上開始的新的飛躍卻是離不開量的積累的。

換而言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等，單拿出來自然是片面和狹隘的，但從總體上看，卻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獨立強盛不可或缺的因素。光憑革命家的鼓動和宣傳能夠擺脫列強的壓榨欺侮嗎？沒有長時間的“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方面的艱苦創業和艱苦的量的準備，革命固然能推翻一箇舊社會，但新社會的形態又會是什麼模樣呢？

而阿發的問題看似簡單，卻隱含了這樣的思想和判斷。就象魯迅先生說到的：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拼命硬幹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捨身求法的人。難道就因為從事的工作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而不把他們看成是新世紀復興中華民族的脊樑？

而在中國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姓。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裡都沒有變化。

直到一八九零年前後，晚清王韜的《法國志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現代語義的“革命”、“法國革命”。由於“革命”的現代用法初進中國時和法國大革命的關係，以及這個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語義，使它從一開始就有兩種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義。特別是後一點，使清政府只說“亂黨”，“賊黨”，“叛黨”，而絕不願使用“革命黨”這樣的雖然已經流傳開來的字眼。

既然“革命”一詞已經有了新的語義，那便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造反和叛亂，更不應只以排滿和推翻清廷為最終目的。而且，革命未必是濟世良方，建設也不是打家劫舍。

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