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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聯邦政府雖在其權力方面受到限制，但在其行動範圍以內卻是至高無上的。&rdo;

&ldo;像所有的人都必須承認的那樣，我們也承認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而且這種限制是不能逾越的。但是我們認為，對憲法的正確解釋必定允許聯邦的立法機構有權自由決定執行憲法授權所需採用的手段，以便使該機構得以按照最有利於人民的方式履行其既定的崇高職責。如果目的是合法的，如果它又是在憲法所規定的範圍內，那麼，一切手段只要是適當的，只要是明顯適合於這一目的，只要從未被禁止過，並且是與憲法的文字和精神相一致，就都是合乎憲法的。&rdo;

對這一案件的判決在當時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馬裡蘭等州都不服氣，它們認為第二合眾國銀行主要不是一個聯邦的機構，而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外帶一些為政府服務功能的商業銀行，在它的3500萬美元的資本中80％的股份為私人所有，私人股東控制了董事會五分之四的席位。俄亥俄州乾脆就不授受判決，照常對合眾國銀行徵稅。為了表明對最高法院判決的不滿，一位徵稅官跳過營業所的櫃檯，直接從合眾國銀行地方分行的保險櫃中&ldo;劫走&rdo;了10萬美元。

面對一些法學家有關聯邦性質和憲法真諦的非常專業的批評，馬歇爾也不得不在報紙上先後以&ldo;聯邦之友&rdo;和&ldo;憲法之友&rdo;的筆名發表一系列反駁文章，進行論戰，為這一決定辯解，進一步闡述他的聯邦觀和憲法觀。

倡導州權的人則尤為痛恨馬歇爾對美國憲法的&ldo;從寬解釋&rdo;、對&ldo;默許權力&rdo;的闡述，傑弗遜在私下裡甚至鼓勵公民反對這個判決。甚至連親自簽署成立《第二合眾國銀行法》的前總統麥迪遜對馬歇爾的判決也有微辭。作為憲法之父之一，麥迪遜對憲法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在其總統任期內，他也比較支援最高法院某些有助於加強聯邦政府的判決。儘管如此，他相信&ldo;把普遍和抽象的原則與這一特定案子交織在一起是不合時宜的&rdo;，馬歇爾判決的真正危險是&ldo;給予任意解釋憲法的高度讚許，而這種解釋方式看來會打破旨在規定國會具體權力的界標，會取代目的與手段之間明確的聯絡，會取消國會立法應有的慎重，其結果是無法再對國會加以可行的限制&rdo;。

在他們的影響下，1820年維吉尼亞議會透過決議，表達他們對馬卡洛案&ldo;最嚴正的抗議&rdo;，建議成立一個新的法院來決定涉及憲法&ldo;這個契約之下各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權力&rdo;的問題。顯然，最高法院的一個判決，馬歇爾的雄辯言辭，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聯邦與州複雜的權力關係，特別是南方各州對自己主權根深蒂固的認同問題，只有內戰的炮火才最終解決了這個問題。不過，就事論事而言，民主黨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n）最終替他的民主黨前輩報了一箭之仇，1832年，他以違反州權、剝削民眾為由否決了國會延長第二合眾國銀行特許狀的法律。

麥迪遜表示出的擔憂不無道理。後來很多的保守派學者也認為，馬歇爾對聯邦至上的闡發使國會幾乎可以任意立法，聯邦機構可以隨意管制。馬歇爾對憲法的這種廣泛解釋，使聯邦政府可以隨著社會的需要根據這一&ldo;必要和適當&rdo;條款來透過新的法律，從而不斷擴大其管理許可權。

基於對憲法的這種理解和解釋，美國政府終於在1912年建立起了永久性的中央銀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系統，而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幹預最終在20世紀30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 droosevelt）&ldo;新政&rdo;（new d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