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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堡的民間組織，代表大企業家、大商人、銀行家和保險經紀人的利益。

六、暗流湧動的伊斯蘭主義

所謂的世俗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均為歷史現象。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矛盾對抗和此消彼長，根源於特定的歷史環境。奧斯曼帝國時代，伊斯坦堡的統治者採用蘇丹和哈里發的雙重稱謂，兼有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權力，宗教色彩的政治生活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構成奧斯曼帝國的明顯特徵。傳統的伊斯蘭教與奧斯曼帝國的統治秩序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密切的內在聯絡，進而構成奧斯曼帝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和伊斯坦堡的蘇丹統治民眾的政治工具，歐萊瑪作為官方的伊斯蘭教學者則被納入奧斯曼帝國的政府體系。另一方面，派系繁雜的蘇非教團構成穆斯林的民間宗教組織，蘇非教團的德爾維什（長老）與官方伊斯蘭教的歐萊瑪（宗教學者）貌合神離。

第二次憲政運動期間，諸多蘇非教團支援青年土耳其黨發動的政治革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非派拜克塔什教團、麥烏拉維教團和納格什班迪教團支援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民族獨立戰爭，諸多蘇非教團的德爾維什加入1920年在安卡拉召開的第一屆大國民議會。

1924年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共和人民黨主宰政壇，推行一系列的世俗化政策，嚴格控制宗教活動，取締蘇非教團，關閉宗教法庭和宗教學校，教職人員處於世俗政府的監管之下，教俗關係空前惡化。然而，土耳其共和國並非絕對世俗的國家。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官方明確界定所謂土耳其人的基本要素，即操土耳其語和信仰伊斯蘭教。自凱末爾時代開始，宗教色彩的社會與世俗體制的國家兩者之間形成明顯的悖論，而伊斯蘭主義的暗流湧動則體現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和消長，進而構成民眾崛起的特定外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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