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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車的車頂燈一直開著。皮亞內利面色鐵青，渾身戰慄，記者圈裡瘋傳的恐怖資訊令他膽寒。畢竟，他和我父母也很熟。至於我，早已超越了疲憊、悲傷和痛苦，徹底麻木了。

「在犯罪現場附近有一把獵槍，但安娜貝爾並沒有死於槍擊。」他說。

他已經說不下去了，但我堅持要聽到全部事實。

而剛剛離開警局的我，正在向律師陳訴這個事實：在槍託的數次重擊下，母親的面部已血肉模糊。顯而易見，做這件事的肯定不是父親。裡夏爾之所以去了那個地方，是因為我給了他地址，他到達時，安娜貝爾已經死了。他靠在岩石上淚流不止，而他唯一犯的錯，就是一邊看著妻子的屍體，一邊抽泣著說：「是我乾的！」我向律師解釋說，很明顯，父親的這句話是在表達未能避免這場悲劇的懊悔之情，而不是在認罪，所以不能當真。律師認可了我的說法，告訴我他一定會幫助我們。

當我結束通話電話時，雨還是那麼大。戴高樂廣場的公交候車亭空無一人，我躲在亭子下，往太子港和巴黎打了兩通沉痛的電話，把母親去世的訊息通報給哥哥和姐姐。熱羅姆還是那個熱羅姆，不管內心受到多大的打擊，依舊錶現得波瀾不驚。和姐姐的對話就沒那麼簡單了。我本以為她在巴黎十九區的家裡睡覺，不想她正和男朋友在斯德哥爾摩過週末。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去年離了婚。她說她和丈夫分開了，我則跟她講了家裡剛出的大事，但沒有談及具體細節。她失聲痛哭，我和睡在她身邊的男人都無法讓她平靜下來。

接著，我在暴風雨中待了好久，像只幽靈般遊蕩在廣場中央。廣場上全是水，大概是有管道破裂了，水面上漂著瀝青。噴泉在黑夜裡亮著燈，噴射出的金色水柱和雨水交織在一起，吐出一陣空靈縹緲的霧氣。

我渾身濕透，被細雨包裹著，心如死灰，神經麻木，身體彷彿被掏空了。蒸騰的霧氣模糊了廣場的邊界、人行道的邊緣和路面上的標誌，它淹沒了我的腳步，同時也淹沒了我的全部價值觀和方向感。在這個折磨我多年的故事中，我已全然不知自己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我在墜落，墜向無底的深淵。我似乎走進了一部黑色電影，成了一個被動的受害者。

突然，兩盞車燈劃破了濃霧，離我越來越近：皮亞內利·斯特凡納彪悍的越野車開了過來。

「上車，託馬斯！」他搖下車窗對我說，「就知道你找不著回家的路。我送你回去。」

筋疲力盡的我接受了他的提議。副駕駛座位上仍堆放著亂七八糟的東西。和剛才一樣，我坐在了後排座位上，坐在了熟睡中的埃內斯託身旁。

皮亞內利對我說，他剛去了《尼斯早報》報社。報紙昨晚定版比較早，所以明天的首版刊面上不會報導我母親遇害的訊息。但他還是回了辦公室，為報紙的官網寫了一篇文章。

「文章裡不會提到你爸被懷疑的事。」他向我保證說。

當我們沿著海邊駛向芳多納街區時，皮亞內利告訴我，晚上他去醫院打聽了馬克西姆的病情，還在準備離開醫院時碰見了範妮。

「她快崩潰了。我從沒見過她那樣。」

我的思緒雖然疲憊，但還是響起了警報。

「她對你講了什麼？」

我們停在了迪廳「午睡」的路口。世界上最長的紅燈……

「她什麼都跟我說了，託馬斯。她告訴我，是她殺了雯卡，是你媽媽和弗朗西斯幫她掩蓋了罪行。」

原來，皮亞內利方才之所以那般失魂落魄，是因為嚇到他的不僅是我母親的遇害，還有當年的那起殺人案。

「她跟你講了克雷芒的事嗎？」

「沒有，」他說，「這是我唯一弄不懂的地方了。」

交通燈變綠了。越野車駛上了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