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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統治者的腐敗和嫉妒，唐紹儀在稅務處的位置並未乾很久，於1907年4月該任奉天巡撫，稅務處又開始受到西方國家的控制。這種局面唐紹儀是無法掌控的，但唐紹儀在稅務處任內維護國家主權的愛國精神無疑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辛亥革命後，唐紹儀的民主共和思想漸漸萌生。唐紹儀在辛亥革命後思想轉變之快，對於一個曾在清朝為官的封建統治者來說，是其他官僚所不能比的。這無不與他的留學經歷密切相關的。七年的留學生涯使得唐紹儀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浸潤，辛亥革命改變了中國的環境，使得他的思想得以迸發出來，從而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產生一定的影響。

第一次南北議和就使唐紹儀的共和思想得到表露。很難想像，一個舊式官僚在一次革命中就能很快轉變自己的思想，除非內心深處已具備某種思想。唐紹儀即是如此，由於早已受西方的民主思想的感染，使得他這個專制時代的舊式官僚在辛亥革命後很快就傾向共和政府‐‐中華民國，儘管他還處在袁世凱的陣營。辛亥革命發生後，唐紹儀作為袁世凱的全權代表，在與南方軍政府的談判過程中處處對南方退讓，使得清帝得以退位，中華民國得以建立。

甚至，唐紹儀不僅毫無異議的接受共和政體，還在國民會議召開的具體辦法方面提出設想：每省各派三名代表參加國民會議，有四分之三的省到會，即可開會。當時獨立各省佔近三分之二的多數，唐紹儀提出此等辦法，實際上已經是在為共和政體埋伏筆。從這一點上來說，唐紹儀是中國共和政體的開創者之一，為中國的共和體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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