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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都以當時正擔任駐美大使的胡適為最佳人選。如身為評議員的名史學家陳寅恪，便擬參加在重慶即將舉行的評議會，他是“素不管事之人，卻也熱心”，居然還“矢言重慶之行”，就是為了投胡適一票。當評議員陸續抵達重慶後，大家“憑空談到此事”，都說既然可以選出院長候選人三位，那麼其中一票一定要投給胡適。傅斯年又與北京大學老同學也是1919年五四運動健將之一的段錫朋，以及擔任過北*學院院長的法學家周炳琳談到選舉胡適的事，他們都說，“他選出來一定高興”，周炳琳還說，“有此honor在國外也好”。傅斯年更向胡適報告他和周炳琳談及此事的詳細情況：

我說：“你想，把適之先生選出一票來，如何？”他說：“適之先生最適宜，但能回來麼？”我說：“他此時決不回來，此票成廢票。”他說：“這個demonstration是不可少的。”我又說：“那麼，選舉出他一個來，有無妨害其在美之事？”他說：“政府決不至此，且有翁、朱、王等在內，自然輪不到他。”

也就是說，這些讀書人當然知道正在美國肩負爭取援助之職的胡適，其實承擔的是更為重要的責任。但是，對於必須以自由意志選擇領導人物的認知，學術界普有共識。因此，將胡適選出為候選人之一，和翁文灝或是朱家驊或是王世傑並列，就算胡適不可能返國任職，然正如周炳琳的話，“這個demonstration是不可少的”。

後來，王世傑“突發奇想”，提出了顧孟餘這位人選，便約集幾人商量一下。傅斯年表示，他個人“覺得孟餘不錯，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識他，恐怕舉不出來”。傅向心理學家汪敬熙（緝齋）“表態”說：“我可以舉他一票，你呢？”沒想到汪的回答居然是“我決不投他票，他只是個politician”，持負面態度。既然提出了顧孟餘為人選，就和任何選舉一樣，相關者也會事先算算選票的流向，如段錫朋與朱家驊對於顧孟餘的可能得票，“詳細一算，只可有八票，連緝齋在內呢”，希望不大。對於以顧孟餘為人選這件事，王世傑與段錫朋“曾很熱心一下，只是覺得此事無法運動”，因為，“這一般學者，實在沒法運動，如取運動法，必為所笑，於事無補”。

既然可能會投票給顧孟餘的人不多，想要幫他“運動”一下也是“不可能的任務”，那麼，王世傑的提議只有順其自然。沒想到，蔣介石的手竟然伸出來了。傅斯年說：

忽在開會之前兩天，介公下條子，舉顧孟餘出來。此一轉自有不良影響。平情而論，孟餘清風亮節，有可佩之處，其辦教育，有歐洲大陸之理想，不能說比朱、王差，然而如何選出來呢？大難題在此。及介公一下條子，明知將其舉出，則三人等於一個人，於是我輩友人更不肯，頗為激昂。

第一章　開創學術的自主空間（4）

雖然如地質學家李四光對於此議“甚f*orable，且不以下條子為氣，與其平日理想不同”，但是，蔣介石的這等舉動已引起一班讀書人的憤慨了，甚至於連表示支援顧孟餘的王世傑與段錫朋都說，“要把孟餘選出，適之也必須選出，給他們看看”。稍後，當翁文灝與時任中研院總幹事的任鴻雋出面請客，席間談及此事，陳寅恪即席發言，“大發揮其academic　freedom說，及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如學院之外國委員等”，其意在胡適，“至為了然”。陳寅恪甚至於“私下並謂，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認為翁文灝、朱家驊或王世傑這些“棄學從政”的人物都不夠資格。

從歷史的大脈絡來說，中央研究院的創院先賢，如蔡元培、傅斯年、顧頡剛與陳寅恪等人都致力於一個“學術社會”的建立——陳寅恪更在新政權下生活了二十年，卻依舊堅持這般的信念（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