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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設計人的身份，認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權的最大擁護者。而兩種觀點似乎都有偏頗。吳敬璉的經濟理論要複雜得多，與放縱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場、有限的利益與有限的正義。即使對於他所情有獨鍾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那也是一種在別無選擇情況下無奈的“次有選項”。所以，他總是向人重複在1988年維也納“改革經濟學國際討論會”上從東歐同行那裡學來的一句仿丘吉爾論*制度的話：“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好的體制，但它在人類可能實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壞的一個。”①在過去的30多年裡，中國的社會變革正是呈現出一種漸進、改良的特徵，儘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沒有到達真正的終點，然而它確乎在質疑和搖擺中走出了一條曲線前行的道路。而這正可謂是吳敬璉式的勝利。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眼睛盯著真理的人（2）

晚年的吳敬璉因種種言論而遭到指責，不過，他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義對中國的重要性。在一篇題為《“左”的和“右”的極端主義都會帶來災難》的讀書筆記中，他對此進行了系統的思考，同時將之與整整40年前，顧準與他在牛棚裡一再苦思的那個問題—“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聯絡在了一起。

他用飽含歷史感的文字寫道，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好像一直在反覆提出“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的問題，*—起義—新王朝—新的*—再起義，一次又一次地輪迴。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週期律”將不再重複。但是事與願違，當“也曾相信過”革命將會給中國帶來“地上天堂”的顧準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18年後的1967年，親眼目睹“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的問題。顧準的回答是：“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為什麼激進的革命道路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還轉化成了新的專制主義？”吳敬璉的思考答案是　—　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在重大的社會變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觀點分歧雙方溫和派的結合。如果不是這樣，只要一方出現極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極端派，如果兩邊的溫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漸被邊緣化，社會就會被撕裂而趨向極端，而在兩個極端之間震盪，“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

吳敬璉由這個結論，進而推演到對中國現代化的思考—

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在“*”結束之後，中國政界、學界、企業界有識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設富裕、*、文明國家這一基本共識的基礎之上，開始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於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於社會背景和價值觀的差異，往往對於這些矛盾的由來作出了不同的解讀，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突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於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係民族命運的大問題。防止這種悲劇的關鍵，在於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們採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討論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

吳敬璉繼續說，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迴，是舊的社會結構的產物，而不是不可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