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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

又《三國志》卷9《曹洪傳》注引《魏略》曰：

太祖為司空，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於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ldo;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rdo;

按譙縣及長社縣當時均屬豫州，故知至遲至獻帝都許後豫州已有按戶徵收綿絹之制。但以上兩條引文，既未說明此制系操自創；也未言明創始的確切年月，如據此即斷言系操遷帝都許後所創，證據尚欠充分。據《三國志》卷11《王修傳》載初平中（190至193年），北海相孔融令王修守膠東令，&ldo;膠東人公沙盧宗強，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rdo;。所謂&ldo;發調&rdo;，自然也應同以上兩條引文一樣，均指按戶徵收綿絹之事。從這條資料，可知在獻帝都許之三年前，青州北海國已存在按戶收調之事。《三國志》卷6《董卓傳》言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ldo;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於是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rdo;。在這種&ldo;錢貨不行&rdo;的情況下，中原各州郡自必改變向農民徵收賦稅制度。所以我認為戶調製的出現乃獻帝初平年間事，並非操獨家新創。正因如是，所以到建安十一年（206年）操&ldo;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rdo;。因為這種下發到州郡的新科有關於徵收田租戶調的各項法律條文，故何夔根據所領六縣的具體情況，請操許其&ldo;臨時隨宜&rdo;，暫緩&ldo;齊以科禁&rdo;。這樣解釋，我想是可以說得過去的。

農民除了被封建統治者榨取田租和戶調外，還有更繁重的徭役負擔。徭役給被剝削階級帶來的困擾和災難自古即很嚴重。三國時期，干戈不息，人民徭役負擔尤為酷烈。例如當建安九年（204年）曹操進攻袁譚時，因川渠水凍，曹操為了通船，竟令農民鑿冰，致使&ldo;民憚役而亡&rdo;，亡者被捉獲之後，即處以死刑。又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操北征三郡烏丸，令民&ldo;塹山堙谷五百餘裡&rdo;。因為勞役繁重，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ldo;南陽間苦徭役&rdo;，於是侯音執太守東裡兗與吏民共反。次年春正月，操病死於洛陽，因&ldo;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病，於是軍中騷動，群僚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rdo;。所有這類情況，都反映勞役之重已使人民難以忍受。曹丕繼承王位後，言：&ldo;聞比來東徵，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飢色，衣或裋褐不完&rdo;。說明當時百姓生活艱苦。曹丕口頭上雖有恤民之語，還聲稱他嘉尚漢文帝的&ldo;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rdo;。實際上，曹丕少時嘗因向曹洪假求不稱而懷恨。他為太子時，曾使曹植因人向鍾繇勒索玉玦，父死不及兩載，他即向孫權求取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玳瑁等多種南海珍品。凡此都說明他始終不脫驕貴公子之習。曹叡在位十三年（227年5月至239年正月），他自從勁敵諸葛亮死後，即大修宮殿，勞民傷財，群臣多諫，他雖不殺諫者，亦不改奢淫惡行。曹叡死後，曹爽與司馬氏相繼掌握政權，上層鬥爭至為激烈，唯於窮奢極欲、過度虐民方面，尚無重大劣跡，然內有所謂&ldo;淮南三叛&rdo;，外有對蜀、吳之役，勞師動眾，運糧修路，無不出之於民，是知農民的痛苦與貧瘠，在近百年之三國史中固無時或已也。

一、農田水利與漕運

由於恢復生產與軍事運輸的需要，曹魏對農田水利與漕運相當注意，其中為農田灌溉而興修的水利，有以下諸陂塘：

（1）太壽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