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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中外續訂新約為例，恭親王等預料其他西方國家勢必步英、法、俄、美後塵，請求立約，命上海欽差大臣預為阻止，但勢不可能。一八六一至一八七四年，先後與中國訂約的計有普魯士（一八六一）、葡萄牙（一八六二）、丹麥、荷蘭（一八六三）、西班牙（一八六四）、比利時（一八六五）、義大利（一八六六）、奧地利（一八六九）、日本（一八七一）、秘魯（一八七四）十國。普魯士為新興強國，總署初示猶豫，英、法代為說項，謂普為大國，不可不允。丹麥亦因英、美的協助，如願以償，約中關於商務條款，亦予英、美以若干方便。葡約簽字後曾生波折，遲至一八八七年方正式成立，中國承認澳門永為葡有，葡允協助中國徵收澳門煙稅，此為赫德的調解。秘魯因有虐待華工之事，特立查辦專條。這些條約大都系在天津簽字，原因是總署不願於立約前讓各國代表入京，避免和他們直接談判。條約的內容，與前此各國所訂者相同，包含各種特權，可見總署的主政者，仍缺乏近代外交知識，任聽外人擺布。較為例外的是中日條約。

清廷的內部興革，亦非完全自發。蒲安臣初到北京，即勸恭親王編練一支能戰的軍隊，表面的理由為平定內亂，另一不便明言的動機在強化華爾的常勝軍，增高美國在華的發言權。一八六四年六月，南京行將攻下之時，蒲安臣通令美國領事，與中國官員合作，承認中國的合法利益，正當執行條約規定，以公平外交代替武力。英人不僅先後在天津、上海為中國練兵，並勸購置兵輪，用意與美國相同。及太平軍瓦解，清廷政權穩定，於是分由赫德與英國使館參贊威妥瑪出名，於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及一八六六年三月，向總署呈遞《局外旁觀論》與《外國新議略論》，建議興辦其他新政，事前英、美外交官曾參與其事。時駐京公使經常在蒲安臣的寓所聚會，商討未來對華的應行政策。《局外旁觀論》提出之前，蒲安臣面告文祥，各國均願以公正態度與中國交涉。文樣亦稱道他是中國的真實友人，處事和平，知中外大體。赫德總掌海關行政以來，稅收激增，總署對他自多好感。威妥瑪為最諳悉中國事情的英人，他的《外國新議略淪》系由阿禮國代致，無異作赫德的支援。兩人所論，不外內治外交的種種利弊，而歸之於急需借法自強。他們首先強調條約關係至大。赫德說：某事當行或不當行，有條約可憑，如不遵照，勢必召來戰爭，而出以強迫，或起而代行，不如自辦、早辦。他所重視的為鑄銀錢、修鐵路、造輪船、設電線，主張洋商華商合辦，明言此為日後外人所必請。其次為允許公使覲見，派遣使臣駐紮各國。威妥瑪措詞更為激切，等於恫嚇。他說：&ot;各國在華都有要務，不能棄置，系中華立約相保&ot;，如不照行，難免幹預，中華將不能一統自主。如決意試行，&ot;各國聞之，無不欣悅&ot;。除遣使、鐵路、電線外，並應開採五金、煤炭，所需經費均可借貸，所需人材並可約外人相幫，亦即中外合辦。又說：&ot;各國代謀諸事，雖謂於外國有益，實於中國更有大益。&ot;阿禮國聲稱威妥瑪系奉令撰成，希望不要輕予擱置，總署自不得不加理會。於是又可知所謂新政不盡出諸中國自發，而是外力脅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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