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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於事敗後，東去日本。以往他們自以為是&ot;造反&ot;，因日本報紙稱他們為革命黨，今後遂但言革命，不言造反。孫的革命據點，一為檀香山，二為香港。到日本後，於橫濱設興中會分會，建立了第三個海外基地，日後且成為革命的中樞。第二年（一八九六）孫經檀香山、美國轉往倫敦。清方對於他的行蹤，十分注意，到倫敦十天，即被誘拘於清使館，設計者為使館參贊馬格里。以英政府的干涉獲釋，報紙竟相刊載，孫撰文說明他的主張，國際間對於中國的革命有了認識。孫在倫敦留居約九個月，致力於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學理的研究與實際的觀察，知道專恃政治仍不能使人民臻於幸福之境，尚須於經濟上善為處理，使民生與民族、民權問題一併解決。

五、康有為與維新派的思想及活動

知識分子之致力於中國制度改革運動已二十年，而掀起其高潮了並一度使之見於實施的為康有為（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他不是此一運動的首倡者，而是積極的推行者。康為廣東南海縣人，幼年致力於史學、理學、經學，而以經世致用為歸。二十一歲，獲交一位編修，得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各種新書，及道光以來掌故。同年遊香港，復受到深刻啟示，開始閱讀有關西事及世界史地遊記之書，尋求救世利民之理。二十五歲到上海，益感西人治術有自，鑽研西學的興趣愈高，對於當時的中外譯書、報刊，無所不讀。他富於想像、推理，能自闢境界，因而會通中西之說與佛典，衍成一套政治理論。

中法戰爭對他亦是一大刺激。一八八六年勸說兩廣總督張之洞擴大譯書的範圍，謂西學甚多新理，政治書極為重要。一八八八年到北京，上書光緒，首就外患內亂，指出國家的危機；次論吏治腐敗，過去舉辦洋務，未見其利，反見其害，必須及時變法，方可圖強。提出&ot;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ot;三原則，亦即是施行新的制度，予人民以發言權，任用新的人才，罷黜腐敗官僚。他想透過國子監代為上遞，管理國子監的翁同龢頗服他的議論，但以語太訐直，未敢代達。孫中山的奮鬥系自下而上，實行革命；康系自上而下，欲得君行道。是後他繼續活動，為人起草封奏，請停頤和園工，勸醇親王勿預政事，責樞臣無狀，禁宦寺干政，均告無效。因決心努力于思想改造，培植幹部，然後再作政治請願。他的步驟仍著重於上層說服，希望朝廷覺悟振奮。

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三年，康在廣州著書立說，聚徒講學。從他受學的有梁啟超等。所講的為中國學術源流，政治沿革得失，取西方各國以為比例推斷，闡明變法救國之方。每講辨入微，聽者歡喜踴躍。&ot;有時語及國事杌隉，民生憔悴，外侮憑陵，輒慷慨欷歔，或至流涕&ot;，聽者又為&ot;振盪怵惕，凜然於匹夫之責&ot;。他的重要著述，一為一八九一年刊行的《新學偽經考》。&ot;新&ot;是指王莽的國號，&ot;偽經&ot; 是指古文經書。劉歆為要助王莽篡漢，用孔子的語氣偽造了幾種經書，如《周禮》、《逸禮》、《毛詩》、《左氏春秋》，作理論根據，湮滅了孔子的微言大義，乃 &ot;新學&ot;而非&ot;漢學&ot;。這一說法，不論是否能夠成立，確可代表他的懷疑精神，動搖了泥古的保守觀念，舊的學說不全可信。二為一八九二年開始寫的《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年定稿）。謂經書系孔子假古人的言論，按自己的想法寫成，乃是託古改制，將古代政治理想化，其他先秦諸子，無不如是。證明孔子亦是一位維新派，用孔子來支援自己的變法主張。書中又論到政治社會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由據亂世，而昇平世，而太平世。歷史是在變的，是在進步的。梁啟超說《新學偽經考》有如思想界的一大颶風，《孔子改制考》則如火山的大噴火，即是思想的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