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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裡邊已經是人頭湧湧的了，我們擠過人群，在樓上雅座憑欄下望。會場上很多人都穿著舊軍裝，還有穿將校呢的。開始登臺的是我的小學同學孔丹，我記得他當年很會畫畫，長大以後仍是很斯文的樣子。由於那時很多革乾子弟和軍乾子弟家裡都受到衝擊，父母被“打倒”，那些年輕的初中生火氣很大，他們說起話來還是那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架勢。孔丹原本還在臺上維持秩序，但怎麼也壓不住，會場氣氛沸沸揚揚的。

那時人民大會堂經常舉行中央首長接見紅衛兵的大會，紅衛兵各派都可以上臺發表言論。對這些我一點興趣都沒有，跟那些組織也沒有什麼聯絡。王開平則不同，他經常去人民大會堂，還在學校里弄了一間小雜物房，在裡面堆放各種各樣的傳單，還經常在裡面刻蠟版。我們有時也去幫忙。據王開平說，人民大會堂的主席臺上坐的都是周恩來、陳毅以及江青、張春橋之類的當年中央###小組的首長和政府領導。1967年4月3日，有人在講臺上宣佈成立“四·三”派，提出了他們的革命主張。而王開平他們這一派主張大聯合，不論出身，一起復課鬧革命。4月4日那天，王開平上講臺發了言，他在發言裡打出了“四·四”派的招牌。後來，這“四·四”派的影響還挺大的，我們去西雙版納就是由這幫比較溫和的同學組織的。

1967年春天，一個藍天白雲的早晨，我們五六個同學約好了騎車去南口爬長城。大家是念叨著毛主席詩詞裡“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句子，意氣風發地上路的。

那時中國高等級的公路還很少，而北京的公路都是戰備公路，很寬，路兩邊種著高大的白楊樹，公路上可以跑汽車也允許跑馬車。北京郊區人民公社的大馬車有不少是套著兩三匹高頭大洋馬的。那些大洋馬像雜技團裡的一樣，走起來昂首挺胸，四個像飯盆大的蹄子前後翻飛，喀喀作響，可帥了。我揹著相機，身後還挎了一支氣槍，騎著跟了我五六年的飛鴿牌。路上車少的時候我就大撒把，兩手騰出來吹笛子，那烤藍色的飛鴿牌腳踏車就像長在我腿上一樣。就這樣我一路吹著笛子，騎行了好幾十公里，來到南口山腳下。

⒍　“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8）

我們爬山時已是下午，塞北的風沙迎面吹來，而且越刮越大，車也騎不動了，只好推著車往上爬。爬了很久，卻始終沒見到八達嶺長城。直到天快黑了，也不知道我們究竟離長城還有多遠，最後，還是沒有爬上長城就下來了。看來我們就不是當好漢的料。下山途中，我們找到我的初中同學陳國俊上學的鐵路中專學校，我們就在他那裡住了一晚。與陳國俊久別重逢，他告訴我，他是學電氣機車的，正在等分配。中國只有寶成鐵路有一段電氣化鐵路。他在“大串聯”的時候去看過。那裡已經“積累”了大批大學生和中專生“人才”，他們都無所事事，整天拿著根長棍，在山洞隧道里巡視，把電線上結的冰柱子給捅下來。他對自己的前途憂心忡忡。

1967年，各種各樣的熱鬧我已經看膩了，開始迷上衝洗照片。我到舊貨商店裡掏來凸透鏡、鐵管和木板，用家裡的一個破暖瓶的鐵殼攢了一個放大機；又到東四大街的照相館買相紙的邊角料，那裡還有像到商店打醬油一樣論斤賣的顯影藥和定影藥。沒有放大鏡頭，我就把相機後蓋開啟，把快門用橡皮筋固定在B門，然後把相機固定在放大機上，就可以把照相機的鏡頭當作放大鏡頭用了。就這樣，我在家裡放大在大串聯時照的相片和我們家的老照片。好在我爸有個好習慣，我家的所有底片他都放在一個布袋子裡儲存著。由於北京的氣候乾燥，底片都沒有發黴。我把我從小到大的照片幾乎都挑著放了一遍。我是隨時準備可能分配工作或者去當兵，將要離開家，遠走高飛了，身邊得帶上一本我家的相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