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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都被關了禁閉，調查“老昆明”的死因。那期間，她曾經自殺未遂。後來，她的神經不正常了，被送回了北京……

三營有好幾個北京知青都對我講了她和他們的故事。每個講故事的人都會講出更曲折的細節和更離奇的猜想。張瞎子告訴我，那個“老昆明”是和他一批來到東風農場的，他在沒癱瘓以前曾經是個有名的勞動模範。

我們分場宣傳隊所在的五營五連一共有一百多人，除了我們宣傳隊十六個知青之外，還有二三十個上海知青。在那一年多的時間裡，先是林政莉因為得了腦型瘧疾去世，接著還有一個叫胡國權的上海知青也去世了。小胡去世時正好我也在場，當時我已是代理副連長。那一天，大家上山砍柴，小胡在山溝裡砍了一根碗口粗的樹，有兩米長。他正扛著木頭順著小溪往回走的時候，突然就一頭趴進溪水裡了。恰好有個我們宣傳隊的北京知青王澤田與他同行，見到這情況，就把他抱上岸，卻叫不醒他了。王澤田喊來其他人守著胡國權，然後跑回來叫我。我叫上幾個宣傳隊的人一起跟著王澤田跑進山裡，我們輪流替換著把胡國權背了回來。本來胡國權比較瘦，體重並不很重，但他渾身是軟的，我背起來就顯得特別費勁。他一路口吐白沫，流在我的背上。到了連隊的時候，他已經沒有呼吸了，老昆明知青魏寧對他做口對口的人工呼吸也不起作用。等營裡的醫生來看時，確認胡國權已經死亡了。後來，醫生給的結論是先天性心臟病發作。後來我和其他知青把他的身體洗乾淨，換上新衣服。老工人給他準備一個棺材。大家把他停在生產隊的會議室中間，旁邊點著蠟燭，輪流給他守夜。第三天全隊男女老少給胡國權開了追悼會，把他埋在凌瑜和林政莉的墓地旁邊。

我覺得胡國權的死，其實並不是因為勞動強度大，除了他可能有先天性心臟病之外，估計跟營養不良也有關係。我們連隊是老連隊，生活條件在農場裡應該算是最好的了，但是，油、菜、肉很少，全連老老少少二百多口人，每餐的大菜鍋裡只撒上一小酒盅的油；常吃的一種菜是把蘿蔔葉曬乾，加進辣椒淹成的鹹菜。我們蹲在一起邊吃飯邊聊天的時候，一笑都會把碗裡的菜吹飛了。有一段時間，因為沒有電，我們吃的玉米是沒有碾碎的，混在少量的大米里一起蒸熟的，吃飯的時候，一邊吃一邊吐玉米皮兒。　。　想看書來

⒏　在西雙版納的密林中（12）

我們一年就只能吃兩三次豬肉。生產隊的豬瘦得很，肉也老得很，殺一次豬，每個人能分一碗肉，一半是肥的，一半是瘦的。我把肉端回來先把肥肉狼吞虎嚥地吃了，再慢慢品嚐瘦肉。第二天早上，連隊的廁所就排隊，很多人都拉肚子。我們的男女廁所下面的糞池是相通的，那拉肚子的聲音也是交響的。

有一天晚上，我就著馬燈翻看著那本已經被我翻舊了的小說《紅巖》。看到地下工作者閒來無事，在書店裡吃著花生米聊天，我立刻口水直流，書也看不下去了。我已經好久沒有吃到花生米了。

1974年，上級允許每戶私人可以養一頭豬了。我們連的老工人多，私人養的豬也多。上邊規定，私人殺豬要分一半給連隊，沒過幾個月，我們連隊幾乎每個月都能吃一次豬肉了。可是那些新建的連隊很多都是老知青帶新知青，大家都不會種菜、養豬，經常要吃“韭菜一湯”，就是在米湯裡撒點兒鹽和一些韭菜就當菜了。長期以來，在大部分連隊裡，一年到頭，油、肉、蛋和蔬菜幾乎少得等於沒有，又由於種橡膠的勞動強度很大，再加上西雙版納是瘟疫區，很多知青得了腎病、肝病或者瘧疾等疾病。

1976年1月，我剛回到廣州一年，就從西雙版納傳來噩耗：我的好朋友，同班同學王開平出車禍去世了。他當時在九營的一個連隊當連長，為了給大家改善生活，他到五營旁邊的寨子裡買了一車甘蔗，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