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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開始審視自己這些年來的寫作，在那些已經獲得社會成功的作品中，發現了許多存在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他和同輩作家們熱衷的都是問題小說，即以揭露社會存在的不合理乃至黑暗為使命，帶有很濃的政治功利色彩。而這種沿革批判現實主義傳統的寫作，所憑藉的武器有著很大的侷限性。人道主義的前提把人性充分理想化了，在許多人眼裡，人性的貪婪和私慾的膨脹被簡單地理解為一種個性的自由解放，似乎只要把對集體、集權、公共、平等的極端追求轉向另一個極端，就可以消除過去歷史上發生的災難。“後來我對政治的興趣有些新的反省，撻伐官僚主義、特權，揭露傷痕，這些政治表達固然重要，但政治、革命不能解決人性問題。進一步思索到人的本質、人的存在，考慮到文化的背景，需要我們對人性陰暗的一面有更為足夠的認識。”他所經歷的事情讓他意識到，社會問題的存在除了制度設計方面的原因之外，還有更重要、更深沉的原因，那就是人性的黑暗。文學必須像奸細一樣進入到這種黑暗的內部，並把它公開地擺到光線中來，讓人們一起來檢視。否則，就會停留在非常淺薄的層面。

此外，進入80年代以來，和其他人文知識分子一樣，中國作家都在補文化課，如飢似渴地吸取外來文化的營養。他們處理自己生活經驗和素材的方式，更多是來自西方的觀念體系。隨著西方思潮的相繼湧入，國內次第產生相應的創作流派，如意識流、荒誕派，等等，薩特、卡夫卡、塞林格、貝克特、普魯斯特等，都在中國找到了自己的化身。這些缺乏同質經驗和情感支援，只是形式上相彷彿的似是而非的寫作流派，被評論家黃子平稱為“偽現代派”。在1986年發表於《湖南文學》的《東方的尋找與重造》一文中，韓少功回顧並審視了這段歷史：“當代中國作家中，中年層受到蘇俄文學影響較重，像張賢亮，明確提過蘇俄文學是最好的文學。蔣子龍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影響，雖然他們另有獨特的發現和發展。至於青年一層，讀書時正是中蘇關係交惡，所以受歐美現代文學影響較大。現在二十幾歲的，都寫得幾首朦朧詩，甚至能夠以假亂真。對屠格涅夫、契訶夫什麼，反而較為陌生和疏遠。這兩種影響都是好的、意義重大的，可以說，沒有這些影響，就不會有中國文學的今天和明天。但向外國開放吸收以後，光有模仿和橫移，是無法與世界對話的。複製品總比原件要遜色。吃牛肉和豬肉，不是為變成牛和豬，還是要成為人。”（《文學的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總之，這個時期中國作家還沒有找到自己說話的方式，沒有形成屬於自己的文體風格，在創作上仍然處於一種“無根”的狀態，隨風搖擺。因此，作品缺乏精神氣質上的意境和美感。這意味著作家們還沒有進入專業意義上的創作。就拿《西望茅草地》來說，“語言夾生，過於戲劇化”等，都不是一個成熟作家應有的缺欠。他和當時許多中國作家一樣，接受時代精神和觀念的限制，1985年以前的作品，儘管獲得諸多高尚的榮譽，但現在看起來還像是習作。

1985：文學的根（2）

在創作中，如何找到與自己精神氣質相吻合的表達方式，找準自己說話的語感，而這一切都跟作家本人的文化出身密切相關。人是文化的生物，他的潛意識的深處貯藏著古老的密碼，他的精神生活只有與這些密碼對接上，並將其啟用，催醒沉睡的意象記憶，才能將囚禁在潛意識中的創造力解放出來，進入一種自由舞蹈的境地。1983年，一個詩人朋友到湘西通道縣侗族地區參加歌會回來，興奮地告訴他：“在湘西那苗、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