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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對於一個可以擊敗自己的謀士，曹操有著濃厚的興趣，以至於看到賈詡來降，大喜，握著他的手說：“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是啊，連曾經的敵人都可以用為謀士，天下智士又有誰不會欣然投奔來呢。

官渡之戰時，曹操曾一度處於困境，有點喪失信心，是賈詡及時地分析曹操與袁紹的利弊，鼓勵曹操決心一戰，故有官渡之勝。而當若干年後，曹操南下荊州，一路暢通無阻時，賈詡卻反其道而行之，給曹操潑了一盆冷水。賈詡反對即刻東下平定江東的策略，認為收服荊州後應致力於獎勵將士，安撫百姓，發展生產，這樣不用征討江東自會臣服。曹操沒有聽取，果然戰敗。有趣的是，當撰寫《三國志》的陳壽興致勃勃的地將此勸諫作為賈詡功績的時候，為《三國志》作注引的裴松之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賈詡的勸諫純屬不合時宜：荊州是四戰之地，劉備、孫權都想據為己有，如果固守荊州的話反而會失去戰略主動，曹操東下取吳是明智之舉。至於失敗，只是運氣不好，遭到了南風和疫疾，不能因失敗而否定曹操的平吳策略。應該說，裴松之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對於江東的孫權政權來說，“文服”並非良策，“武伐”才是最佳征服手段。但曹操的失敗也絕非“時運不佳”，其種種原因我們將在後面幾章細數端詳。

是否去打這場仗？對於江東政權來說是一個命運的抉擇，同樣對於曹操來說也是一個選擇。在同一本史書上，我們都能看到兩位史學家截然對立的觀點，那就不難猜測出在赤壁戰前曹操的幕僚團中有多麼大爭執的聲音了。

當時曹操的智囊團中，除了賈詡以外，郭嘉已經先逝，另有荀彧、荀攸、程昱、蔣濟、董昭等數人，察諸人傳記，未見有在赤壁之戰中一展才智的謀臣。只有程昱傳記中記載了程昱對於劉備東逃後孫權會不會殺劉備的預測，也未見其對進軍江東的戰略持何種觀點。我們認為，出於人物傳記對人物美化的考慮，贊成參戰的建議一般不會出現在人物傳記中（因為陳壽認為贊成參戰是一種失策）。由此可以推論，隨軍的曹操智囊團們大多數是贊成順勢東下滅吳的戰略的，其中包括在官渡之戰中為曹操獻過奇計大功的荀攸、程昱。我們也很難說這些贊同的聲音是發自內心的還是隨聲附和的，因為從曹操拒聽賈詡的勸諫已經可以看出，智囊團的意見已經不那麼重要了，他的專斷與驕橫已經使這場戰爭不可阻擋的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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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生化戰”

對於古人來說，瘟疫和戰爭最為恐怖的兩大災難。而當這兩大災難又往往同時產生，相伴而來。試想，正是因為瘟疫流行、民不聊生、社會動盪，所以農民揭竿而起，地方武裝叛亂，外敵趁亂入侵，從而引發全國性的戰爭；相反，正是因為戰爭連綿不斷，大批的陣亡士卒拋屍野外，無人掩埋，致使屍體腐爛，空氣和飲水遭到汙染，疫病橫生，從而引發全國性的瘟疫。而每到這兩者相伴而來、人民禍不單行的時候，也往往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東漢的覆亡、唐朝的覆亡、明朝的覆亡莫不如此。

靈帝年間，中國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瘟疫傳播，這場疫疾橫掃了黃河南北數十個郡縣，帶走了全國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許多村莊甚至雞犬不留，淪為人間地獄。漢朝奉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認為自然的變化和人類社會的變化是相互關聯，互為感應的。天象往往是人事的折射，也往往能夠對人事起到預測作用。如此大規模的疫病災害自然被讖緯家認定為漢室將亡的先兆。只是這一次的預兆不再是迷信的胡謅，而是透過事實進行了驗證。在疫病災難面前，可以醫治疫病的“仙人”自然成了人們頂禮膜拜的物件。於是乎，張角，赤腳醫生與宗教領袖的結合型人物，透過行醫聚攏人心，透過佈道建立隊伍，終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