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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講妥協，不講為原則而鬥爭，就不會獲得可靠的權利和自由。早在1215年6月，《大憲章》第十二條就規定，國王除了&ldo;餘等之長女出嫁時之費用&rdo;等三項稅金，&ldo;設無全國公意許可，將不徵收任何免役稅與貢金&rdo;。雖然國王無權擅自徵稅的原則是宣告了，可約翰王根本不甘心被逼得&ldo;王在法下&rdo;。要知道，《大憲章》的產生，可謂是劍刻而非筆寫。當貴族和教士們等約翰王在寫著《大憲章》的羊皮紙上署印時，隨從士兵全副武裝地隱藏在不遠的灌木叢裡呢。所以在1215年8月，羊皮紙上的印跡未乾，約翰王又向反對派貴族開戰了。可見，英國的憲政歷程可不只是寫滿&ldo;妥協&rdo;兩字。事實上，沒有鬥爭，就沒有英國憲政。

等到查理一世君臨英格蘭的時候，&ldo;王在法下&rdo;，國王無權擅自徵稅，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傳統了。事實上，英國在1640年之前的稅收，相對於許多歐洲大陸國家是相當少的。對英國人來說，交稅可不只是錢多錢少的事兒。這是一個事關權利和自由的問題。英國人甚至認為，捐稅如果沒有議會批准的話，乖乖交稅那才真正是可恥可惡，哪會非要被國王逼到賣兒賣女的地步才質疑、才抵制。1629年3月，英國下院透過的決議就稱，&ldo;不論是誰，要是慫恿或者勸告徵收未經國會同意的噸稅和磅稅，要是充當這種稅款的徵收者，他就是政治上的謀叛，本王國的重要敵人&rdo;；&ldo;不論商人或其他人，凡自願順從或繳納未經國會同意的噸稅和磅稅者，就是本王國的敵人和自由的叛逆者。&rdo;離了議會批准，根本沒有什麼皇糧國稅天經地義之類的事。馬克思也說過：&ldo;使查理一世上了斷頭臺的英國革命就是從拒絕納稅開始的&rdo;。

正是因為在原則問題上那種不依不饒的精神，絕對王權才沒法子在英國立足。據經濟學家熊彼特分析，在歐洲大陸和英國，世俗作家在涉及稅方面的文獻，&ldo;表現出明顯不同的趨勢：大陸作家大都站在官僚機構一邊，常常認為出於階級利益的抵抗是愚蠢的、反社會的，而絕大多數英國作家，特別是在反對查理一世徵收造艦稅的鬥爭中，則認為爭取自由的立場是值得讚揚的&rdo;。1583年和1585年，法國三級會議拒絕給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批准額外的稅收，可人家照徵不誤。博丹還為此辯護：&ldo;如果急需，君主不應等待等級會議開會或人民同意，因為他們之安全依靠他的預見和勤勉。&rdo;這事要是擱在英國，那些平時溫文爾雅的紳士，早就有人站出來跟朝廷急眼了。

光榮革命之後，1689年英國的《權利法案》開宗明義地宣稱，制定《權利法案》是為了確保英國人民傳統的&ldo;權利與自由&rdo;。&ldo;凡未經國會準許，藉口國王特權，為國王而徵收，或供國王使用而徵收金錢，超出國會準許之時限或方式者，皆為非法&rdo;。英國人這麼看重他們的權利和自由，可不是中了什麼意識形態的邪。他們尊重自由的價值是來自自己的經驗。

經驗告訴人們，在權力面前不在意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就是不在意自己的錢財。中國有句俗話，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不過，為財死和為自由而戰是分不開的。權力可以控制誰的自由，也就可以控制誰的錢財。你看查理一世，誰不按照他的意志繳納船稅，就把誰扔進監獄，看你還繳不繳！1790年6月24日，馬拉寫信給德斯莫林說：&ldo;對於沒有麵包的人來說，政治自由有什麼用處？它只對空談家和野心勃勃的政客有用。&rdo;恰恰相反，說自由無用的政客，是想讓人民的自由沒有保障，而政府的權力則不受制約。

權力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