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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兩位英國政治家分屬於傳統上相對立的黨派，他們歸根結底還是為十九世紀中葉的觀念所浸潤和支配，將平靜局面的被打破視為最大的禍端。假如格萊斯頓先生正在當政，很難相信在他的眼中還會有別的什麼目標在重要性上能和維持和平相比擬。正如索爾茲伯裡勳爵無疑是同情希臘人的那樣，格萊斯頓先生無疑也會如此，但他還是會願意保持大國在克里特問題上的協調，只要他相信單是這樣做就可避免戰爭。

同樣的氛圍也主宰著內戰以後的美國。就後果而言，這場戰爭遠比北美十三塊殖民地反對英國的鬥爭更是一次真正的&ldo;革命&rdo;。它迫使我國人民----無論是在南方還是北方----將其目光從外部問題上收回，並在一股激情的驅動下將其心智集中於一場國內的衝突上：在其中，一方為獲取獨立的願望所激勵，而另一方則為保持統一的崇高理想所鼓舞。不過，指導這場戰爭的人屬於的是即使在當時也正在逝去的時代。這些人在青年時代受到的影響隨著和平的回歸又找回了昔日的聲勢，並且體現在了拿破崙三世從墨西哥的被逐出、美國對阿拉斯加的獲得以及美國關於購買丹麥群島和薩馬納灣的談判上。不論後來的這些舉動如何明智，它們獨特的意義在於表明了老一代傳統的復活。不過這種傳統和緊接下來很快地掌握了權力的新一代人格格不入，於是也就被棄置一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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