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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奇而又敬佩。我們會下意識地思索契訶夫到底經歷過什麼樣的生活，遭受過什麼樣的打擊，窒息過什麼樣的夢想，才“嫩蚌生珠”，給後人留下這樣一部早慧的天才精品。對於作家的生平考證，歷來都是深化文字研究的極為有效的途徑。

然而，我隨後又想，難道真的是生活經歷的特殊性，決定了作品的超前卓異嗎？如果說對於劇本原作尚可這般推想，那麼在舞臺上準確塑造了或者說再創造了《普拉東諾夫》劇中人物的演員們，也必須經歷特殊的生活才能把握作品的深邃和震撼嗎？年齡和經歷，不應該成為思想深度的決定性條件。尤其在藝術領域，“天才”，是我們不應該過分吝嗇的一個詞兒。面對《普拉東諾夫》這樣的作品，也許錢理群先生像吟詠日本俳句似的“十九歲，真不可思議啊，十九歲！”已經就是最好的評價。

不過“天才”也並非一句空話，天才是有類別和程度的差異的。契訶夫不論是否經歷了劇中人那樣怪誕的生活，他肯定構想和思考過自己也是那群人裡的一個。或者是外表灑脫而內心痛苦的普拉東諾夫，或者是普拉東諾夫善良溫順的妻子，或者是普拉東諾夫刻骨愛戀的知心情侶，或者是普拉東諾夫逢場作戲的天真姑娘，甚或可能是他們所有人的總和。俄羅斯作家對筆下人物命運的感同身受的傑出能力，就是基督本人也要欽佩，甚至可以說他們的筆，就是基督的眼睛。而基督是不需要年齡的，一個藝術家也好，一個學者也好，隨便一個人，只要他能夠感同身受別人的苦難，能夠在別人的心靈遭受煎熬鞭打時，自己的身體本能地顫抖，那麼他就是基督。所以，儘管我讀過有關契訶夫生活中不夠檢點的若干材料，我仍然堅信，契訶夫這樣的作家，其精神世界的核心，是純潔而高貴的。

生活是可怕的，但我們不敢說出這個真理。聞一多詩曰：“有一句話說出就是禍”，其實大凡真理，說出來都是禍。卓別林的影片《凡爾杜先生》中有一段對白：

“活著有什麼好？”

“太多了，春天的早晨，夏天的夜晚，音樂，藝術，愛情……”

“愛情？就是說，有人被你的肉體所吸引……”

“不完全是這樣。”“活著的樂趣還真不少。”……

“我看嬰兒如果知道他們會出世，一定也會害怕的”……

用薩特式的存在主義的觀點看，活著本身是荒謬的，是沒有人跟我們商量過就胡亂將我們拋灑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個冷酷的事實。於是我們編造了許多生活如何美好的童話，欺騙自己喝下一杯又一杯濃黑的苦酒。《普拉東諾夫》中的每一個人物，不論賣掉家園的還是謀得財產的，不論失去妻子還是獲得愛情的，在契訶夫的眼睛裡，都是“苦人兒”。普拉東諾夫之所以把自己打扮成“頑主”，恰恰是為了掩蓋自己“苦主”的真實處境。而“以樂景寫哀，倍增其哀”，普拉東諾夫越是玩世不恭，就越是從內部看清自己的純潔，看清自己其實沒有勇氣做一個壞人。好人是做不成的，壞人又做不到，結局便只能是“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我們不能把《普拉東諾夫》這樣的戲劇，僅僅理解為是某種“時代的悲劇”、“時代的痛苦”或者“時代的黑暗”、“時代的罪惡”。成年的作家往往更會關注時代風雲，寫出“準風月談”，而年青的作家，往往更容易思考永恆性的問題，穿透性的問題。《普拉東諾夫》雖然故事性很強，但正如曹禺的《雷雨》同樣故事性很強一樣，時空交待得很清楚的故事探討的卻是一個普遍意義的天問。曹禺說宇宙是一口殘酷的井，人在裡面無論怎樣掙扎都沒有出路。《普拉東諾夫》不同樣如此嗎？我在劇場裡看到一半時，腦海裡就湧出了“掙扎”一詞。19歲的契訶夫，直覺地感受到了生活本質上的痛苦與荒謬。怎樣活，都是沒有意義的，或許唯有遊戲，然而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