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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陶先生在日本維新一個大過程中，並不是抹煞一切指導者的勞績，不過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歐美人之日本觀》的一段膚淺可笑的議論不同。他說：

一個時代的創造，有很多歷史的因緣，決不是靠一兩個人的力量創得起來。不過領袖的人格和本領，也是創造時代的一個最大要素。創造時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倫，有的是以智識覺醒民眾，有的是靠他的優美的道德性，給民眾作一個信仰依賴的目標，有的是靠他堅強的意志，一面威壓著民眾，同時作民眾努力奮鬥的統帥者。至於智仁勇兼備的聖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犧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與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維新史，都曉得薩摩長門並起，而長藩的人物，一直延續到今日，尚成為日本的軍閥，薩藩的領袖西鄉隆盛，卻是失敗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維新以前的勳業。而季陶先生說：

一代歷史的創造，不是簡單的東西，成功失敗，不是絕對的問題。……個人事功上失敗的，倒往往是時代成功的原動力，而個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敗者的福。我們試把這幾十年歷史通看起來，西鄉隆盛失敗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絕對支配者，各種事業的進行，都靠著他的人格來推進。當時隨著他敗了的土肥兩藩的勢力，一化而為後來民權運動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餘蔭還是支配著日本全部的既成政黨。那事功上成功的長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鄉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隨著公論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業說，西鄉的徵韓論【徵韓論：由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等於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提出的侵略朝鮮的論調。明治初年，木戶孝允等主張把戊辰戰爭時動員的軍隊用於徵韓，後由於日本與朝鮮的邦交談判陷入僵局，徵韓論得以透過。但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後來又主張解決內治，於是西鄉下野。這次事件也成為自由民權運動和士族叛亂的開端。】，直到死後十八年依然成為事實，到死後三十年，公然達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鄉的徵韓論透過了，也許是闖了一場大禍，日本的維新事業，完全付之東流，而西鄉的人格也都埋沒幹淨。

這一段話，抵得過別人一百篇西鄉的傳贊。我們只看西鄉當王政統一的時代，舉兵造反，犯了彌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後不到幾年，他的銅像巍峨矗立於上野公園，受全國人民的崇拜，並且全日本沒有一個銅像可以和他並稱的。至於伊藤博文【伊藤博文（1841～1909）政治家，分別於1885～1888年、1892～1896年、1900～1901年四次擔任首相。1871年任巖倉出訪團副使訪問歐美。1873年升任參議兼工部卿。1882年主持擬定憲法。1885年任日本首屆內閣總理大臣。1909年10月赴中國哈爾濱與沙俄協商侵朝事宜，在火車站被朝鮮愛國志士安重根槍殺。】事業上的成功，從表面看來，中外人都覺得他遠過於西鄉，死在高麗人之手，也是歿於王事，而他的銅像，在東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這些事說明瞭什麼？就是說明畢竟成功的是失敗了的西鄉，而不是伊藤一輩人，長藩的領袖雖然享著福蔭，畢竟是有限的。季陶先生這一段話，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對，不過見不到，說不出這樣徹底罷了。

我常以為批評一國家的政治得失易，瞭解一民族特性難。政治有許多明顯的跡象，就是它因果聯絡關係，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較。至於一個民族的本真，縱的是歷史，橫的是社會，如季陶先生所說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還要切實鑽到它社會裡面去，用過體察的工夫。韋爾斯說，歐洲人不知中國，其重要意義就在此點。我們看了上中下三篇整千頁的《歐美人之日本觀》，覺得他無甚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