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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的2月25日夜，胡適心臟病復發，急送臺大醫院救治。4月22日，病情好轉並出院，遷居臺北福州街26號臺大招待所療養，6月25日回到南港&ldo;中央研究院&rdo;上班。可惜好景不長，7月間又患急性腸炎，大鬧水瀉。9月3日，胡適在致好友李書華信中帶有哀惋之情地說：&ldo;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車，抬進臺大醫院的急救處的。我在醫院住了56天，出院後就在臺北借房子住了兩個月（因為南港附近沒有醫院）。到七月初又因腸炎，大鬧水瀉，瀉的水分幹了，影響心臟，血壓低到74，半天上不去。……總之我們都老了，機件都不夠完好了。&rdo;[37]此時的胡適自覺已到了衰老不堪的歲月，說不定哪一天就悠忽登了鬼錄，遂寫信召在紐約的夫人江冬秀赴臺。10月，江冬秀從美國抵達臺北，一家人始得團聚，孤苦伶仃三年有半的老胡適精神上算是稍添一些慰藉。

就胡適當時的處境和心境而言，打牌名星江冬秀帶來的慰藉，如同雪中的一點炭火，與茫茫雪原比起來仍十分微弱，胡適心中的大孤獨與大悲涼仍不能融解消除，這種孤獨與悲涼除了蔣氏政權施加的政治壓力，還有一幫號稱文化&ldo;鬥士&rdo;和&ldo;新儒家&rdo;的人物，或明或暗地不斷向胡氏擲出匕首、投槍加冷箭，企圖對胡予以毀滅性打擊。對於胡的處境和&ldo;新儒家&rdo;的陰謀，時在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任教的梁實秋曾經提及：&ldo;譽之所至，謗亦隨之。胡先生到臺灣來，不久就出現了《胡適與國運》匿名小冊（後來匿名者顯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處之，不予理會。胡先生興奮的說，大陸上印出了三百萬字清算胡適思想，言外之意《胡適與國運》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決意來臺定居，醫生的意見也不能左右他，不歡迎他的人只好寫寫《胡適與國運》罷了。&rdo;[39]書生出身的梁氏對胡的處境未免太過於樂觀，既然對方劍鋒已經出鞘，哪裡有弄一點《胡適與國運》就善罷甘休的道理？大規模的反撲與打擊很快接踵而至。

這年11月6日，進入衰朽之年的胡適應國際開發署之邀，強撐身體出席&ldo;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rdo;，在開幕式上作了《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英文演講，此為胡適生前關於中西文化、科學比較的最後一次重要發言。主旨是頌揚西方的科技文明，批判中國的古老文化，其中說道：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ldo;種姓制度&rdo;（thecastesyste）到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做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做美德，把疾病看做天禍，又有什麼精神價值可說？……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rdo;[40]又說：&ldo;我相信，為了給科學的發展輔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知識上的變化或革命。這種知識上的革命是有兩方面。在消極方面，我們應當丟掉一個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見，那就是以為西方的物質的文明雖然無疑的佔了先，我們東方人還可以憑我們優越的精神文明自傲。我們也許必須丟掉這種沒有理由的自傲，必須學習承認東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實在太少。在積極的方面，我們應當學習瞭解，賞識科學和技術絕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學和技術確然代表我們東方文明中不幸不夠發達的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真正的精神。&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