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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摸頭上的帽子，再摸摸身邊的行李，確信這是真的，於是便拼命地一邊吹一邊往船尾跑，那個人也拼命向我這裡跑。最後，我們會合了。在灰暗的燈光下，我看到竟是一個女同學，而且，最讓人尷尬的是：那個女孩是自從我上初中以後全班同學拿她和我開玩笑的那個女孩。……

這就是我的文革。

文學必須回到個人的經驗上來。

一個小說家自己的鮮活感覺大概永遠是最重要的。

無所事事。

臥病在床的普魯斯特留給我們“無所事事”的印象，而“無所事事”恰恰可能是文學寫作所需要的上佳狀態。由無所事事的心理狀態而寫成的看似無所事事而實在有所事事的作品，在時間的淘汰下，最終反而突兀在文學的原野上。

中國文壇少有無所事事的作家，也少有無所事事的作品。我們太緊張了。我們總是被沉重的念頭壓著。我們不恰當地看待了文學的社會功能，將文學與社會緊緊捆綁在一起，對當下的社會問題表現出了過分的熱情。普魯斯特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啟發。他在無所事事的狀態之下，發現了許多奇妙的東西，比如說姿勢——姿勢與人的思維、與人物的心理，等等。在《追憶似水年華》中，他用了許多文字寫人在不同姿勢之下會對時間產生微妙的不同的感覺：當身體處於此種姿勢時，可能會回憶起十幾年前的情景，而當身體處於彼種姿勢時，就可能在那一刻回到兒時。“飯後靠在扶手椅上打盹兒，那姿勢同睡眠時的姿勢相去甚遠……”他發現姿勢奧妙無窮：姿勢既可能會引起感覺上的變異，又可能是某種心緒、某種性格的流露。因此，普魯斯特養成了一個喜歡分析人姿勢的習慣。當別人去注意一個人在大廳中所發表的觀點與理論時，普魯斯特關閉了聽覺，只是去注意那個人的姿勢。他發現格朗丹進進出出時，總是快步如飛，就連出入沙龍也是如此。原來此公長期好光顧花街柳巷，但卻又總怕人看到，因此養成了這樣步履匆匆的習慣。

人在無所事事的佳境，要麼就愛琢磨非常細小的問題，比如枕頭的問題、姿勢的問題、傢俱的問題，要麼就愛思考一些大如天地的、十分抽象的問題。這些問題自有人類的歷史的那一天就開始被追問，是一些十分形而上的問題。在普魯斯特這裡，他是將這些細小如塵埃的問題與宏大如天地的問題聯絡在一起思考的——在那些細小的物象背後，他看到了永世不衰、萬古長青的問題。

作家也是知識分子，但卻是知識分子的一種。他既需要具備一般知識分子的品質，同時又需要與一般知識分子明確區別開來。作為知識分子，他有責任注視“當下”。面對眼前的社會景觀，他必須發言，必須評說與判斷。“知識分子”這一角色被規定為：他必須時刻準備投入“當下”。當一個知識分子對他所處的環境中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竟然無動於衷、麻木不仁時，他就已經放棄了對“知識分子”這一角色的堅守。在龐大的國家機器中，知識分子永遠是強勁的驅動力。

然而，當他在作為知識分子中的一種——作家時，他則應該換上另一種思維方式。他首先必須明白，他要乾的活兒，是一種特別的活兒。作家所關心的“當下”應含有“過去”與“將來”。他並不迴避問題，但這些問題是跨越時空的：過去存在著，當下存在著，將來仍然會存在著。這些問題不會因為時過境遷而消失。此刻，那些瑣碎的、有一定時間性和地域性的事物在他的視野中完全消失了——他可以視而不見，而看到的是——用米蘭·昆德拉的話講，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態”。

“寫小說應該寫的，這是小說存在的惟一理由。”米蘭·昆德拉說得千真萬確。

誅犬

一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在日本東京井之頭的住宅中躺著翻看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