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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阻止遼朝騎兵的南攻，宋朝採納知雄州何承矩的建議，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東至泥姑寨（今天津塘沽）的九百裡間，利用原來的河澱塘泊，疏通蓄水，構築塘堤，形成南北寬十里至百餘裡不等、深數尺至丈餘不等的防禦地帶，其間設立寨鋪，派兵駐守。這一工事的實際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最有力的證明就是澶淵之盟時遼朝騎兵照樣直逼黃河北岸。

在對外失利的情勢下，宋太宗轉而把統治重點放在對內的防範和控制上。端拱二年（989年），他聲稱&ldo;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外自安&rdo;，確立了宋朝以一貫之的守內虛外政策。由於收復燕雲的無望，宋朝北大門的鎖鑰始終掌握在遼朝的手中，不久就有澶淵之盟的訂立，令宋朝背上了歲幣的包袱。這種陰影也直接影響到宋朝對夏、金關係的格局。

對遼朝來說，高梁河之戰和反擊雍熙北征的勝利不僅解了南京之圍，而且包圍了作為遼朝立國生命線的燕雲十六州，難怪《遼史》有一段話稱讚這兩仗說：&ldo;是兩役也，遼亦岌岌乎殆矣！休哥奮擊於高梁，敵兵奔潰；斜軫擒繼業於朔州，旋復故地。宋自是不復深入，社稷固而邊疆寧&rdo;。&ldo;宋自是不復深入&rdo;，意義不可低估。遼朝不僅在這場較量中完全佔據了上風，而且也表面自後晉石敬塘獻燕雲十六州半個世紀以來，中原國家與遼朝對這塊農耕地區和軍事重地的長期爭奪畫上了句號。從此以後，這一地區在遼朝的統治下，社會經濟有了長足而穩定的發展。

實際上，不論宋遼哪一方試圖控制佔有燕雲十六州，都是無可非議的。高梁河戰敗的次年，太宗還沒有死了收復燕雲的心，張齊賢有針對的上了一奏說：&ldo;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事而已乎！&rdo;南宋有個叫呂中的學者評論張齊賢的奏議，說他只知道遼朝不可伐，卻不知道燕雲所在當取，當取的理由有二：&ldo;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顯移於夷狄。&rdo;前一條理由事關民族與文化問題，在當時當然是原則性的大問題。但從歷史長時段來看，在民族融合和文化趨同的過程中，左衽之民陷於中原，中原之民陷於左衽，都是不可避免的雙向代價。後一條理由確是宋朝必取燕雲的關鍵所在，即呂中所謂&ldo;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rdo;。更何況燕雲十六州原來就是從中原國家劃給契丹的，宋朝志在必得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從契丹來說，燕雲十六州一旦納入自己的版圖，就具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在軍事地理學上，這一地區也成為遼朝防止中原國家長驅深入的軍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這一地區的農耕經濟與其原先的遊牧經濟形成良性的互補，隨著年代推移已經成為遼朝賴以立國的最重要的經濟板塊，因而遼朝殊死的保衛這一生命線也是情理中事。

也可以說，中原國家失去燕雲，不會影響其原來的社會文明程度；而遼朝一旦失去這一地區，它的經濟文化形態就會發生質的變化，成為類似前代突厥、柔然那樣勃然而興倏然而滅的遊牧政權。既然雙方都有取得燕雲十六州的歷史合理性，而雙方又互不相讓，便只有戰爭解決問題。歷史就是這麼幹脆而無情，但戰爭結局卻是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膠合的產物。李塨以為：自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一死，&ldo;而天下不能混一矣&rdo;。宋太宗沒有這一方面的雄才大略，應是毫無疑問的。

細說宋朝15：楊家將

在陳家谷之戰中被俘的西路軍副帥楊業，成為後來民間楊家將故事的主角。元明戲曲小說中的內容，雖也有歷史的影子，但頗多附會成分。歷史是不能戲說的，但楊家將倒是值得在這裡細說的，目的也是把歷史和附會區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