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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不可能像昆明躲警報時的吳晗一樣面無血色，&ldo;連滾帶爬&rdo;地醜態畢現；更不可能以堂堂的清華大學校長之尊，屈居於同是一校之長的胡適膝下，求其走後門開艙救濟，何況關乎清華續亡存絕命脈的全部庚款基金還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儘管梅貽琦絕沒有仿效當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挾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也不至於糊塗到把這樣一個重量級&ldo;人物&rdo;忘卻。因而，在胡適出走之後，南京再派機&ldo;搶救&rdo;梅貽琦就成為一種必然。而此前袁隨善所說梅於匆忙中被稀里糊塗地&ldo;駕上飛機&rdo;的妄語便不攻自破。此事之真偽不但與梅一同飛南京的李書華、楊武之等人日後在回憶文章中道出實情，即在飛機降落南京的當天傍晚，守候在機場的《申報》記者在第一時間對梅貽琦進行了採訪，梅說：&ldo;現與抗戰時期不同，另建聯大或無可能&rdo;云云，內中透著惋惜之意。假如他是被外力強行架上飛機，又何以說出這樣的話來？因而只能說袁隨善所言，是一個頗為離奇且有點像警匪片一樣刺激的故事，只是這故事編造得過於荒誕離奇罷了。1965年，也就是梅貽琦去世第三個年頭，原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後出任國民政府&ldo;外交部長&rdo;的葉公超在回憶文章中說道：&ldo;梅先生是個外圓內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願意作的事，罵他打他他還是不作的。&rdo;[16]短短几語，已觸到了梅貽琦的典型性格和心靈深處。葉是清華知名的教授，與梅共事多年且私誼甚篤，他對於梅的評價絕不是似是而非的外交辭令，而是真實地道出了梅的內在本質。這一點，從馮友蘭的回憶中亦見得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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