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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曾國藩之所以發表此一怪誕創意，在於看透了此事的本質：總署實是屈服於李泰國個人的強囂，而非迫於英國政府的壓力。李泰國身為總稅務司，在軍事上過多介入，在其個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職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責。可以斷定，李泰國此次改約，並非政府授意，而是個人即興。總署倘真能據理力爭，李泰國勢必不能&ldo;持之愈堅&rdo;，曾國藩也毋庸出此驚人之論。而回信中無一語涉及於此，乃是真能體會總署諸公的苦衷：昏昧畏葸一至於此，精通明斷如奕訢、文祥者，豈不自知？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則在於他們並未掌握決策所需的足夠資訊。戰亂以來，奕訢、文祥最遠就去過天津，地方情形全透過文牘章奏了解，外國情形所知更少，所以要諮商，要交流，要探聽下情，要了解軍方實力是否足以支撐總署作出更改成議的決定。曾國藩用荒誕派手法忽略掉總署諸公的尷尬，暗示可以決裂的信心，既儲存對方顏面，又提供解決方案，這種一流的政治智慧，實在值得再三回味。

這封信就是曾國藩&ldo;抄寄弟覽&rdo;、提供給曾國荃作為回復參考的範本。可惜，曾國荃作為一介武夫，體會不到其中的深意。當然，他不至於傻到追究總署前此昏昧畏葸、&ldo;俯從其所請&rdo;的難言之隱，但是，他被名心矇蔽，自作聰明，犯了另外一種錯誤。當日曾國荃回復諮商的信文，已不可考，但從廷寄及曾、李二人致函可以瞭解他的主要意見。

十月六日上諭摘錄了曾國荃的意見：&ldo;江邊僅金陵一城未復，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掃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並因輪船所需經費甚巨，請裁沿海水師，節省餉需，以資酌濟&rdo;；

八月二十七日曾國藩致函曾國荃：&ldo;弟十九日疏陳輪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盜為辭，殊可不必&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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