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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人可以一殺了之，李鴻章作為一軍統帥，乃是最終責任人，則需考慮到事後的危機公關。

一個是道德、輿論層面的公關。伯牛作為歷史愛好者，可以將這個先騙降後殺降的故事原原本本、清清楚楚的講一遍，他卻不能。因為，殺降不過是&ldo;暴虐&rdo;，依照雷鋒同志所說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般殘酷無情的名言，過分一點而已，尚無傷大雅；倘若此前還有騙降的勾當，那麼，他就不但破壞了&ldo;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rdo;（招降談判，李、程實為政府代表）的政治原則，也觸犯了&ldo;人而無信，不知其可&rdo;的聖門家法。較之&ldo;暴虐&rdo;的惡名，這才是真正的生命中難以承受之輕，他務必要文過飾非，盡行撇清。因此，他在報告中混淆次序，調換因果，將敵我經談判確定的&ldo;成議&rdo;置換為敵方臨時倡發的&ldo;動議&rdo;，將有組織有預謀的殺降解釋為倉促應變的&ldo;立斷當機&rdo;。藉此資訊不對稱之故，外界看到他的&ldo;第一手&rdo;材料，儘管對殺降不無微辭，但也能體諒他那份不得不如此的無可奈何。如此公關的結果就是：朝廷沒有一絲指責，並譏諷&ldo;夷人&rdo;的抗議是&ldo;不明事理&rdo; ；同儕不僅不譴責，甚而設身處地，予以褒揚 ；洋商以及英國外交官們在經過初期條件反射的憤怒之後，漸漸&ldo;淡然&rdo;，甚而&ldo;以殺偽酋為是&rdo; 。

還有一項公關，稍嫌麻煩，就是如何安撫戈登。那時候，中外人士尚未就人權、公法等&ldo;普世價值&rdo;取得共識，李鴻章這套便宜行事的說辭，尤其不能說服特別重視榮譽的戈登將軍。戈登在崑山知道這個訊息後，&ldo;深感恥辱和極度傷心&rdo;，發誓要消滅李、程和&ldo;實際上他懷疑參與將諸王斬首和蘇州屠殺的任何中國官員&rdo; 。據聞，他&ldo;自攜短銃以覓之&rdo; ，要和李鴻章進行一次私人決鬥。但是，此時的淮軍，已經不是初抵上海規模，而常勝軍&ldo;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軍&rdo;，所以，戈登&ldo;屢稱對仗&rdo;，李鴻章&ldo;亦不甚懼怯也&rdo; 。凡敢於利用、玩弄、出賣他人者，首要考慮的就是事態激化後是否有以制之，否則，就成了玩火自焚。淮軍實力足以彈壓常勝軍，早在李鴻章和程學啟的算計之中，戈登熟知彼己，自也不敢意氣用事。雙方不發生火拼，則事態尚未惡化，則公關之術猶有用武之地，李鴻章針對戈登實施的公關技巧，一是奏請褒獎，一是保持距離。李鴻章在殺降當日拜發的捷報中，奏請褒獎四個人，頭功是程學啟，次功就是戈登，李朝斌、黃翼升尚在其後 。保持距離，則是不再召同常勝軍會剿，獨立完成軍事任務，例如，收復甦州後，幾天內淮軍就攻克了無錫、金匱。此招正好撓著戈登的癢處；軍人的使命畢竟是贏得戰爭、贏得榮譽，糾纏於道德準則，實在不是戈登這個&ldo;大名鼎鼎的異邦人&rdo;登陸中國的目的。兩個月後，李鴻章稍示和好，他便盡捐前嫌，再度和淮軍並肩作戰。不過，作為一個有原則的人，作為一個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人，他拒絕收受朝廷賞給的一萬兩銀子 ，以此表示個人對於殺降事件持有保留意見。他在褒獎令背面寫下一段類似薩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宣言的文字：&ldo;由於攻佔蘇州後所發生的情況，我不能接受任何標誌皇帝陛下賞識的東西&r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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