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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計劃能夠順利完成,歐元將成為能夠與美元相提並論的超級貨幣,歐盟十二國的資本市場將實現無縫接軌,資本流通的成本將大大降低,這非常有利於歐洲金融業的發展,歐洲的銀行家和基金經理們有望從美國人和日本人手中奪回過去幾十年喪失的大片領地。但是很顯然,美國人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歷史具有非常強烈的諷刺意味:五十多年前,當德國人轟炸倫敦、企圖打垮英國的時候,是大洋彼岸的美國人慷慨解囊,透過《租借法案》挽救了英國的命運;今天,當來自美國華爾街的對沖基金企圖打垮英鎊的時候,英國人卻要指望德國人來保證自己的安全。
1992年正是德國春風得意的時代,分裂多年的兩個德國已經統一,全世界都預測一個強大、繁榮、舉足輕重的德國即將出現,歐洲將毫無疑問地在德國的主導下走向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方位融合,甚至最終合為一體。
剛剛簽署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實際上又加強了德國在西歐的中心地位,但是也在德國的肩上加上了一副枷鎖──如果英國、義大利等經濟蕭條國家的貨幣面臨貶值壓力,德國必須承擔主要的防禦工作,犧牲自身經濟利益來維持歐洲貨幣體系的穩定。
在過去兩個世紀裡,德國人曾經多次以戰爭的方式謀求歐洲的領導權;現在,經濟的繁榮使德國卻是自動獲得了歐洲的領導地位。可是它現在才發現這個擔子實在太沉重,尤其是在兩德統一、東德重建的關鍵時刻,原西德的經濟實力雖然非常強大,也難以應對“兩線作戰”的難題。
1992年初,德國經濟已經出現了過熱的趨勢,以抑制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德國中央銀行決不可能在此時降低利率;隨著東德基礎設施建設進入**,通貨膨脹壓力只會越來越嚴重,馬克利率還有增加的空間。
馬克的每一次加息,都伴隨著英鎊的一陣顫抖──英國中央銀行多次請求德國中央銀行降低利率,以便英國降低利率,從而刺激英國的出口。但是德國人在多次權衡利弊之後,一再拒絕了這種要求。倫敦正處在異常尷尬而脆弱的境地。
在當時的嚴峻形勢下,英國最好的出路是說服德國降低馬克利率,減輕英鎊的升值壓力,可惜德國人並不想幫英國人這個忙;其次是說服歐洲其他國家,暫時容忍英鎊的貶值,等到英國經濟復甦之後再讓英鎊回到正常的匯率浮動區間,可惜歐洲各國幾乎不可能同意這種請求;再次是堅定不疑地主動加息,不惜以犧牲經濟復甦為代價,先穩定住目前的局勢,讓全世界的金融投機家明白英國政府維持英鎊匯率的決心,這樣至少可以維持英國的信譽。但是,當時的英國保守黨政府是不可能有這種魄力的,透過“宮廷政變”上臺的梅傑首相完全缺乏處理複雜的經濟問題的能力,他也因此在日後被人們稱為英國曆史上的最差首相之一。
在歐洲匯率機制從近乎均衡到不均衡的過程中,市場參與者的認識存在一個缺陷:預期歐洲各種貨幣會在持續進行的程式中統一成單一貨幣,因此認定匯率波動會比過去縮小,每個人因而爭相購買較弱勢貨幣的高收益債券,這使歐洲匯率機制變得比以前更僵化,必須面對激烈變革,而不是漸進的調整。英國政府直到最後一分鐘,還向大眾保證歐洲匯率機制穩如磐石,但索羅斯絕不相信。
早在1990年英國加人歐洲匯率機制之時,索羅斯就在等待。在他看來,英國犯了一個錯誤,因為ERM要求成員國的貨幣必須盯住德國馬克。索羅斯認為,當時英國的經濟並不強勁,加人ERM,就等於把自己和西歐最強的經濟體——統一後的德國聯結在了一起,英國將為此付出代價。
當索羅斯準備面對制度的變革而下手,別人卻在既有制度下行動。大家都預期漸進的改變,他卻看出巨大的差異逐漸形成,洞察到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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