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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於頻繁，一些德國傳教士為了向東方傳播上帝的福音，也陸續來到了中國。17世紀中時，德國科隆人johan ada s插l vonbell是在華耶穌會中聲名最盛的傳教士。他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味十足的中國名字&ldo;湯若望&rdo;，還學中國人取字&ldo;道味&rdo;。他於1622年和法國傳教士金民閣來華，先後服務於明清兩朝，負責編修曆法，頗受當朝青睞。尤其在清順治時因工作出色，倍受重用，乃至加官進爵，位列公卿，順治皇帝甚至尊其為&ldo;可敬之父&rdo;。

湯若望學識淵博，精通西方天文曆法，一時成為中國修歷的的學術帶頭人，他所主持編修的&ldo;進憲歷&rdo;由於採用了當時西方新的天文學和數學成果，比中國舊曆法更為準確。湯若望既得當朝寵幸，又身居北京耶穌會會長要職；基督教盛極一時，當時刊刻的《幾何原本》、《勾股義》、《測量異同》等有關西方學術著作，也得以順利發行，西方自然科學知識開始進入普通中國人的視野。儘管他們介紹的西方科學有其侷限性，在主要領域的天文、數學方面，最早介紹到中國的並不是西方科學的最新成果，但仍有許多新的技術知識，科學著作透過編譯在中國的土地上流傳，有如一股新風，使中國有了可供吸取的知識來源，從而能夠在明末清初改革陳舊的傳統曆法，在清初展開大地測量和地圖繪製工作，開始不同於古代傳統科學技術的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新時期。

作為國際潮流，在中國從16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90年代的三百年間，有過兩次西學東漸的運動。第一次是明末清初，從明萬曆年間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等人來華開始到清乾隆22年（1757年）實行閉關政策為止，持續大約二百年；第二次是中國近代時期的西學輸入，從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到90年代，主要是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開明地主知識分子和以曾國藩、張之洞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洋務派，在&ldo;中體西用&rdo;的前提下，引入近代西方科學文化，以圖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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