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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接著說：身之主宰是心，心產生意，意的本質是知，知之所在就是物。如意在事親，事親便是一物。所以我我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所以關鍵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去其心之不正。致知就是使良知無障礙，得以充分發揮，也就是意誠--&ldo;勝私復理&rdo;。

--林彪要全國人民&ldo;狠鬥私字一閃念&rdo;就是從這個車轍上、河床裡跑出來的。

王陽明&ldo;原則上&rdo;讚揚秦始皇的焚書之舉，他做的不對的是出於私心，又不該燒《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把那些反經叛理的邪說，都統統禁毀了，倒正符合孔子刪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筆削《春秋》就是筆其舊、削其繁;孔子於《詩》《書》《禮》《樂》何嘗添過一句話?只是刪削那些繁文，只怕繁文亂天下。春秋以後，繁文日盛天下日亂--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樣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誕邪說便漸漸自廢了「譬如說像明修《永樂大典》清朝修《四庫全書》那樣」。 後來，王形成他的&ldo;拔本塞源&rdo;論，以徹底重建儒家德育為首的教育方針。他痛恨孔孟之後，聖學晦而邪說橫，他們竊取近似聖學的話頭裝扮成先王之學，以遂其私心己欲「打扮成馬列主義的假馬列主義」，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用獵取聲利之術來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被&ldo;霸術&rdo;深深遮蔽。後世儒者想用訓詁考證&ldo;追憶&rdo;恢復聖學，卻讓人入了百戲之場，看見的是各種讓人精神恍惚的雜耍。聖人之學日遠日晦，功利之習愈趣愈下。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於是出現這個意義上的&ldo;知識越多越反動&rdo;：

&ldo;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見聞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 飾其偽也。&rdo;「《傳習錄》中」

王還絕對是真誠的為了讓人人都成為君子，讓國家成為君子國，為了正人心、美風俗。他認為繁文就是精神汙染，有《六經》就夠了，註解經的傳疏都是多餘的。

徐愛說，許多經沒有傳疏就難明瞭，《春秋》若無《左傳》就難知道原委。

陽明說，《春秋》若須《左傳》的解釋才能明白，那《春秋》經就成了歇後謎語了。孔子又何必刪削它?如書&ldo;弒君&rdo;，即弒君便是罪，何必再說那個過程。聖人述《六經》只為正人心，為了存天理、去人慾。對於那些縱人慾、滅天理的事，又怎肯詳細廣而告之，那便是助長暴亂引導奸邪了--就犯了導向錯誤。孔門家法是不講齊桓、晉文之事，抹去那種歷史。後儒只講得一個&ldo;霸術&rdo;，所以要研究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

這與德國人佔領法國不讓他們講法語，蘇聯佔了捷克不讓他們講本國的歷史並不相同。只是與文革大破四舊，燒毀一切非毛澤東的著作相類似。這是一種道德至上的反智論，旨在建立&ldo;帝國與教士一致的政府&rdo;。這種政府顯然是最危險的政府，法國大革命時驗證過一次，中國文化大革命時又驗證過一次。其實王明在蘇區搞肅反，想只用蘇聯一本經來統一黨內的思想、來統治全黨全軍，也是這麼個思路。現在討論&ldo;中國革命史&rdo;這門課到底是算理論課、還是算歷史課也是同一慣性。

但這種智量就不如王陽明通達了。王對徐愛講：&ldo;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rdo;他還說&ldo;五經只是史，用史來明善惡，示訓戒&rdo;。其實還是把史納入了經、把事變成了道，把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