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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的那個夜晚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很多，這些年裡聽說的知青情變故事，一一浮上心頭。最初的構思逐漸在我心頭萌動著，一些人物開始浮出水面，一些矛盾慢慢成型，這全都是西雙版納這塊神奇的土地帶給我的。直到今天我還和西雙版納保持著聯絡，2000年的夏秋之交，版納州人民政府授予我為&ldo;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榮譽州民&rdo;，說我的創作對西雙版納州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殊不知，《孽債》的創作本身，也從西雙版納這塊土地上汲取了很多的養料。說著說著似乎離題了，至於《孽債》具體的藝術構思，我想在下一篇文字中接著談。

（2001年2月）

《孽債》最初的&ldo;單線條&rdo;(1)

這是一個取單線發展的故事。

從一開始，我只想將這一題材寫成線型結構的長篇小說，並且可以寫得一點兒也不拖泥帶水。

可能是因為我長期生活在貴州，接觸過包括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彝族在內的眾

多少數民族；尤其是在民族節日期間，少數民族的姑娘們穿上精心縫製的服裝，戴上頭飾，去街子、花場上跳蘆笙、趕街的時候，我常常會突發奇想，要是這麼一個純情樸素的姑娘，走進上海市民擁塞的弄堂，走進一個平靜的三口之家，會是怎麼一個情景？

也許是多次這麼想過，到構思《孽債》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像美霞這樣俏麗的一個小姑娘，到上海來尋找她的生身父親的情節。

這是長篇小說的&ldo;核&rdo;。

所有的亮點都隨著這一個&ldo;核&rdo;在閃爍，在躍動。

以後所有的故事和情節的展開，都隨著這一個&ldo;核&rdo;在轉動。

有了這一點想像，其餘的人物和故事都像插上了翅膀，能夠騰躍起來，能夠飛起來。

小姑娘到上海，尋找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父親呢？

是沈若塵這樣的父親。他曾經在版納呆過，和美霞的媽媽有過戀情，有過婚姻，有過一段難以忘懷的過去。也正因為此，才有了美霞。他現在是一個中年知識分子，是一位雜誌社能幹的編輯。為什麼恰恰是編輯職業而不是其他職業呢？原因只有一個，我對這個職業的工作很熟悉。當作家之前，當了作家之後，我一直在與各個年齡層次的編輯打交道。整個80年代的後半期，我也一直在《山花》文學雜誌社出任主編，和各式各樣的編輯們共事。只是我安排沈若塵當的是一本社會型雜誌的編輯，這樣便於&ldo;他&rdo;更多地和社會各方面的人士接觸和打交道，為的是在行文時更加自如一些。長篇小說的寫作總是這樣，不可能構思得面面俱到，寫著、寫著，會有很多原先想像不到的東西冒出來，把自己筆下的人物框得太死，限制得太緊，反而會束縛了手腳。《孽債》已經是我的第21本長篇小說了，不敢說有多少經驗，失敗的教訓我是有一些的。有了美霞，有了父親沈若塵，必須還得給沈若塵像所有的正常中年男子一樣，安排一個家。也就是說，他回上海以後，又結了婚，有了一個兒子，寶貝兒子。於是就有了梅雲清和兒子焰焰（電視劇中為叫起來爽口改成了&ldo;揚揚&rdo;）。

在產生最初構思的同時，我就想過，我要把故事各方的人物，都寫成是社會上的好人，或者說是正常人。決不把一些不好的習性和脾氣按在某個我不喜歡的人物身上。&ldo;好人&rdo;和&ldo;壞人&rdo;是我們這一代人從小看電影時就養成的欣賞習慣。社會上確實是有好人和壞人，那些罪犯甚至是很壞的壞人。但在文學作品中，讀者更希望讀到的是具體的人，活生生的人。簡單地說，即使是寫好人和壞人，也得寫出他為何好，或是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