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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鄉間醫療體制嚴重不健全。如果喀麥隆擁有更好的醫療體制，那家醫院就會馬上給普魯登斯動手術；醫院會備有強效的抗生素來治療她的感染；鄉間的助產士也會被培訓上崗，她們懂得基本的助產常識，還可以用備用手機隨時呼叫救護車。上述任何一項因素，都能夠拯救普魯登斯的性命。

構建醫療體制的障礙之一是非洲鄉間醫生的短缺。皮皮醫生雖然沒有同情心，但他確實在辛勤工作，而且負擔過重‐‐喀麥隆的醫生不夠，無法再派駐一名到約卡杜馬的醫院。非洲鄉間的醫生和護士也都因無法休息、醫療器材缺乏和環境艱難（包括他們自己的健康安危）而飽受折磨，一心想要轉調到首都。他們也常移民歐洲或美國，結果反而形成了非洲對西方的對外援助，而像普魯登斯這樣的婦女卻沒人管。

我們提議捐助國應該資助非洲孕產婦的看護，在這方面，捐助者遇到的首要問題是那些國家缺乏醫生‐‐至少缺乏有意願在鄉間服務的醫生。在鄉間蓋一間手術室，遠比添一名醫護人員要容易。明智之舉是在非洲發起訓練計劃，開設培訓課程，好培育更多的醫療護理專業人員。不過這得是為期兩三年的課程，且不頒發醫學學士學位，否則畢業生就會拿著學位到國外找工作。

另一個普遍問題是醫護人員經常缺勤，鄉村診所尤其嚴重。一項橫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六個國家的嚴謹研究顯示：在任何一天，診所內都有39的醫生缺勤。西方捐助國政府及聯合國機構除了應支援診所的興建之外，還要協助構建診所的考核制度。無故缺勤的醫護人員應扣薪水，這也許是促使現存診所效率更高、效果更佳的最便捷的方法。

四、漠視婦女。在世界許多地方，婦女喪命是因為她們不受重視。婦女被邊緣化的國家及孕產婦死亡率高的國家，兩者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事實上，就美國而言，即便收入提高、看醫生更為容易，但是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孕產婦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死於分娩的美國女性比死於戰場的美國男性還要多。但是從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開始，美國孕產婦死亡率大幅下降‐‐顯然，女性被賦予投票權後，也把資源導向孕產婦醫療看護領域。女性可以投票後，她們的生命突然變得更重要了。讓女性有權投票，竟然使得婦女健康水平意外地大幅提升。

遺憾的是，孕產婦醫療看護問題一直被貶為&ldo;女性議題&rdo;，在主流的國際議程上從來不佔一席之地，也從來得不到足夠的資源。&ldo;發展中國家的孕產婦死亡問題，常是女性人權因遭受長年累積的否定而最終導致的悲慘結局，&rdo;《臨床婦產科》（clical obstetrics and gynelogy）期刊表示，&ldo;婦女的死因不是無藥可治，而是社會還沒決定好拯救她們的性命是否值得&rdo;。

假如女性沒有月經，而且嬰孩是由鸛鳥送到家裡13，那麼事情也許就有轉機了。如同《柳葉刀》指出：婦女問題受到忽視……的確反映出對於婦女某種程度的潛意識裡的偏見，這個偏見體現在各個層面，下至社群民眾，上至高位決策者……雖然我們可能故意忽視，但孕產婦醫療看護的確牽涉性和性徵，血淋淋又骯髒不潔；我認為許多男人（當然不是全部）對於處理這種事情有本能的強烈反感。

在大多數社會，人們想出神話或者神學的種種理由，來解釋婦女為何應該承受生產之苦，而且排斥做讓分娩過程更為安全的任何努力。麻醉劑被研發出來後，幾十年來不讓分娩婦女使用，因為婦女受苦被認為理所應當。只有極少數社會採取相反的觀點，其中之一是墨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