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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愛她的兒子，她不想說一定是有理由的。

「那你先生是八二年幾月幾日死的？」

「他不是我丈夫。」遊芳一字一頓地說。

「啊……」

「我只記得是那年夏天，具體時間忘記了。」

「忘記了？那，他是幾歲死的？」

「二三十歲吧，具體不知道。」

「不知道？」我可真的愣住了，怎麼會有這樣的事。但現在，遊芳似乎也沒有騙我的必要啊。

這張金龍到底是幹什麼的啊。

「好了，你也不是來玩的。能說的我都說了，你回去告訴阿宏吧。我這作媽的實在有太多地方對不起他。」

我想摸出錢來結帳，被遊芳推了回去。

「你這做朋友的為阿宏煞費苦心，這些費用要讓你付，我就真沒臉沒皮了。」

她這麼說，我就不再堅持清空自己的錢包，互道再見後，離開了這男人們紙醉金迷的所在。

六耳父親的名字已經得到，不管張金龍身上有多大的秘密，順著這根藤，再深我都要把它挖出來。八、尋找張金龍找一個二十三年前死的人，說難不難，說易不易。等我開始著手想要查詢的時候，才發現忘了向遊芳問一個資訊，要是遊芳不肯說或者不知道，找起來就真的很麻煩了。

好在我電話打過去，遊芳很痛快地告訴我，張金龍死的時候在上海。

他是死在上海的，而上海市民政局，該對歷年死亡者有統計匯總才對。

普通人去找民政局查死者材料，是一定被吃閉門羹的。這種東西算不算機密不清楚，但民政局肯定沒有向市民提供這項服務的義務。記者就不同了。

跑民政的記者陸青書剛參加完民政局組織的記者旅遊團回來，拍著胸脯說沒問題，政府機關和對口的記者是一種互利互惠關係，雖然常有記者不小心惹某位領導生氣，但總的來說，這種無關緊要的小事，還是能辦成的。

可是過了一天陸青書很不好意思地來找我，說民政局1982年的死亡資訊沒輸進電腦，查起來太費人工，說要查行，得自己過去。陸青書說可以幫我打個招呼，如果我高興跑過去查的話。

我當然說願意。

回去和六耳一說，他高興之餘，表示要和我一起去查。

「雖然沒你和我媽說得那麼誇張，但瞭解我父親的情況，的確是一直以來我的一大心願。所以，我不能讓你代我完成這個心願。現在我已經可以出門了，兩三小時裡別人不會發現太大的異狀。再說，我一發現毛長得長了，隨便找個廁所躲進去刮乾淨就行。」

上次我問出了他父親的名字，六耳奇怪的很，逼問我是怎麼在他媽嘴裡把話套出來的。我把實情招供後，他大叫大嚷，說我太能扯蛋，和我鬧了好一陣。我一邊和他折騰，心裡卻挺高興，這說明他已經漸漸從陰影裡走出來了。

所以我稍微叮囑了六耳幾句，就答應了他。

週二的上午我起了個大早（當然是針對我而言的大早），和六耳一起，到了上海市民政局。

宣傳處的小呂昨天已經在電話裡和陸青書說好，見了我們說了幾句客套話，就領我們到檔案室。

這個檔案室原本的空間相當大，可現在被一排排的鐵製檔案櫃佔滿了地方，只留下幾條狹窄的小路。

每個鐵櫃的門上都貼著年份標籤，小呂把我們領到貼著「1982」標籤的兩個鐵櫃前，說：「你們自己找吧，太多了。看完放回去，別弄亂了。」

他開啟門，只見兩個櫃子裡塞足了鼓鼓的牛皮檔案袋。

「這麼多啊。」我驚嘆。

小呂苦笑：「是啊，要是少的話，不用你來我就幫你們找了。那時候上海的年死亡率大概在千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