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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四歲的啟兒渾身縞素，伏下地去喝那碗紅糖水，為生身之母喝乾血汙池，這裡的母子之親，而他還如此幼小，我看著一陣淒涼酸楚，不覺眼淚滿眶。

第三天出殯，許多人送上山。出殯了回來，下午的太陽荒荒，樓上樓下空空落落，惟見母親坐在灶間，我走去叫得一聲“姆媽”，就伏在她膝上放聲大哭起來。有一種悲哀竟不是悲哀，單是肝腸斷裂。

此後二十年來，我惟有時看社會新聞，或電影並不為那故事或劇情，卻單是無端的感觸，偶然會潸然淚下。乃至寫我自己的或他人的往事，眼淚滴在稿紙上的事，亦是有的。但對於怎樣天崩地裂的災難，與人世的割恩斷愛，要我流一滴淚總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時的啼哭都已還給了母親，成年後的號泣都已還給玉鳳，此心已回到瞭如天地不仁。

世上人家四

玉鳳出殯後過得兩個月，我到廣西去教書。是崔真吾介紹，除了我還有馬孝安與陳海帆，真吾亦同行。行前我把俞家贈我的竹園賣了，價銀一百二十元，三十元留給母親安家，九十元我做路費。俞家庶母當然不快，卻裝得灑然，而我亦不顧。

從上海去香港的海船上，孝安、海帆言談甚豪，他兩個與真吾都是新文學者，有錢人家子弟。獨有我的情形難比他們，且因玉鳳新亡，鮮言寡笑，每每一人到甲板上看月亮，聽風濤打擊船身。真吾賀我喪妻是從舊式婚姻得了解放，我當下大怒，差一點沒有發作。孝安與海帆又笑我的草帽陳舊，在房艙裡拿它拋擲為樂，我很不喜這種輕薄。他們都算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新人，真吾倒沒有改，孝安、海帆卻因家境在逐年走向下坡了，慷慨也變得不自然，待人不免為勢利分出上落，想起卓文君的《白頭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我不禁為他兩個難受。他兩個都捧真吾，三人凡在說一樁事情，總是一股正經，我只可在局外。但我的一生中，令我自慚形穢的漂亮人兒與莊嚴事兒，後來本色相見，原來都不漂亮莊嚴。

船過廈門時，我跟他們上岸遊公園，此地已是炎方南中，只見一派海氣驕陽，白雲急雨，採得紅豆回船。他們各把紅豆寄給愛人，我把紅豆放在衣箱裡三年。及到香港，我跟他們住了兩天旅館，一同上街飲茶吃叉燒包，茶樓裡招待的廣東姐兒們倒是灑落挑撻，卻自有一種正直。孝安、海帆到公司買襯衫，都是上等貨。我不買。

後來到梧州，卻聽說教育廳長李任仁提出張海鱉當一中校長，省府會議通不過。原先是張已內定了，李廳長同意他聘請我們的，現在我們可是還去南寧不去呢？真吾說已經到得此地，還是去，請李廳長另外設法。孝安、海帆齊聲道：“此行原為南中有朋友山水之樂，若為一百二十元月薪，哪裡去不得，要這樣路遠來教書？我是到南寧看看，好就多玩幾天，不合心苗就鞭馬而回。”惟有我不言語，只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倒也心裡一橫。孝安還說：“只是蘭成的情形不同，此去但凡有個機會，我與海帆就讓給蘭成。”當下我聽了亦不介面。

到得南寧，同去見李廳長，李廳長倒也負責，但各處中學已於前一兩天開學，且三人都是文史教員，臨時要安插實在也難。我們且搬到真吾處暫住。真吾在黨部及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訓處做事，住的公寓是稱為白屋的一幢洋房。入夜樓下院子裡夜來香濃烈得一陣陣如潮水般漲溢，樓上聽得見街上的夜氣暑氣也都像是有萬千言語，時有賣唱的人吹簫管經過，那種簫管我在別處沒有聽見過，吹的調門是粵謳，那聲音的繁華只能是生在海市如沸，村中檳榔葉暗，木棉花紅的南中。

第三日李廳長叫真吾來說，一中有個空缺，問我們三人中誰去？我不好開言，海帆想要說但是難為情，卻聽孝安對真吾道：“我是下午就搬行李進去呢？還是先去見了校長，也帶便看了教員宿舍？一中的房間若好，我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