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山東新形勢(第1/2 頁)

明代的政治鬥爭激烈，與其政治體制有很大關係。

明朝黨爭分為兩類，一則是文臣與文臣之間的爭鬥。其根源來自於爭權奪利。早在天啟中年，一位老資格的政治家，首輔葉向高就曾經說過：“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要其病根所在，只有爭官競進，一意牢不可破。”一語道破了朋黨的根子在於“爭官竟進”，也就是無論如何朋，如何黨，其實最終目的還是在於做大官、掌大權，維護自己一個小集團的利益。按明代官場面子上的說法，爭官爭權是不大道德的一種行為，所以才會有受命後再三推辭的成例。

主管官員升遷的吏部大堂上也有一副對聯：“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貴眼前花，早也開得，晚也開得。”就是勸大家要想開點。但士大夫一輩子就是為了做官、做高官而活著，哪能不爭不競呢？

在權利的驅使之下，明朝龐大而複雜的言官制度也成為了朋黨之爭的催化劑。

明代監察機構有督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等，這些部門養了大量無可事事的言官，言官們在其它領域工作不行，只有透過不斷揪人小辮子才能幹出點成績來，於是整天盯著別人的家常裡短，捕風捉影，無事生非，肆意陷害亦是常有的事。

以因反張居正而興起的東林黨為例。東林人自命清高，胸懷遠大，卻大都沒有什麼治國理政的實際才幹，自然是得不到皇帝的重視，他們想往上爬，便只能不斷上疏奏人來博得皇帝的好感。

上述之人都是本職言官，但明朝的政治制度卻規定，無論言官與否，也不管分屬部門，只要發現什麼不好的事，皆可聞風對奏。這無疑是給了眾人毫無顧忌的理由。於是大家凡遇到什麼事，哪怕是來源不明的小道訊息，也不用管有沒有證據，都一股腦的上奏彈劾別人，即使彈劾錯了，也不用擔責，因為自己是站在皇帝的角度，是在維護聖上的利益。

今天你奏我，明日我奏你，朝堂終是被朋黨之爭弄得烏煙瘴氣。

明朝除了各大臣之間的爭鬥，還有一種政治鬥爭。那就是宦官與文臣的鬥爭，這種鬥爭的根源來自皇帝與文臣的矛盾。

明代初期的時候，為加強皇權廢除了宰相制度，使皇帝直面官僚集團，這在之前是從未有過的，也沒有先例可以借鑑。原先在官僚集團與皇權之間的緩衝帶沒了，自然是矛盾叢生。

皇帝為了能在這種矛盾鬥爭中取得優勢，選擇了扶持宦官集團來幫助自己，於是設東西廠，讓太監參與批紅，廷杖等。

正是由於上述的種種，黨爭才一直貫穿於整個明代，以至於到了崇禎時，這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

內鬥消耗，對國家終不是什麼幸事。周延儒與溫體仁的爭鬥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這段時間內，西北賊亂，遼東女真入侵，還有山東叛亂都沒有好好得到解決，問題是一拖再拖。

自崇禎五年正月朝廷派大軍前往山東鎮壓叛亂遭受大敗之後，又在二月間，遣山東，登萊新任撫巡徐從治，謝璉挾軍去往萊州主持局面。

初三日，叛軍又至萊州，在城四周紮營十多處，開始長期的圍城作戰，萊州守城的兵丁總數共約只有四千名，敵我差距懸殊，只能閉城嚴守。

三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劉宇烈以督理的身分誓師向萊州進發，共調集薊門、密雲等地的援兵和義勇鄉兵，凡馬步兵二萬五千人；四月初二日，崇禎帝還特遣中使送紅夷大炮六門至沙河交付援軍。但因劉等統帥均不諳兵事，人馬雜揉，紀律不明，又不分犄角，且輜重亦遭敵焚燬，終在沙河兵潰，被擄者無算，大炮等大量火器反為叛軍所有，巡撫徐從治亦於十六日中炮死。

四月二十九日，萊州府推官屈宜揚自入叛軍寨中講撫，屈氏此舉或得到劉宇烈的默許，劉氏於五月十六日還為此事具本題撫，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