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章(第1/4 頁)

1981年已經走完了，周陽去年全年的收入也早就核算完畢，大致可以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月薪，周陽一開始入職美林銀行時是d，後來又晉升為d，薪水上升了不少，總共加起來全年的薪水收入，大概為60萬港幣左右。

這個工資水平在八十年代初的香港，至少能擠入金領階層了。畢竟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一兩千港幣，像劉粟這樣的中大畢業生，起薪也才四千港幣而已。

八十年代的香港大學生，雖說沒有內地那麼金貴，但同樣是天之驕子。因為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教育，歷來是採取壓制政策。

比如後世香港的法官們屁股歪的厲害，裡面還夾雜了大量白人面孔，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香港的高等教育體系裡，長期沒有法學專業。直到1969年，港大才開設了法學院，開始系統地培養本地法學人才。

而按照港英當局不久前剛剛修改的法官入職資格條例，只有執業超過十年的律師，才有資格受聘成為法官。

也就是說1969年入學的第一批法學生，最快要等到1983年才有資格競聘法官。而在這之前，華人只有留學其他英聯邦國家，才能攻讀法律。

能出得起留學費用的家庭自然是少數，所以華人法律人才本來就比較緊缺。而華人法官在香港法院中，歷來又是低人一等的存在。比如相同職級的法官，白人的薪水要比華人多許多。

所以即使有本地精英選修法律，也只會停留在收入更高的律師上，而不會轉職去做聲譽更高的法官。

這也導致了香港司法界長期被白人把持，即使偶爾有些爬的比較快的華人法官，也大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符合西方雙標價值觀的“精神英國人”。

除了法學之外，國內傳統劃分中的工科，同樣是香港高等教育裡的重災區。甚至從深層次來講，這也是香港工業沒能完成升級轉型的重要原因，畢竟八十年代的香港根本無法為本地企業，提供往上升級所需的智力支援。

其實香港工商界早在七十年代就開始向港府呼籲，要求在現有的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之外，再成立一所香港科技大學。結果港英當局從籌劃到建成花了將近十年，直到1993年才把這第三所大學全部建好。

後世的港大、中大和科大之所以全球排名那麼高，完全是迴歸後特區政府花巨資強行砸出來的。只可惜那個時候的香港工業早就涼透了，而作為香港經濟新支柱的房地產和金融業，根本用不到那些花重金打造的頂級實驗室裡，開發的各種前沿科研成果。

結果擁有5所能夠長年擠進各大全球名校排行榜單前百名，其中3所大學甚至能穩居前50名的香港，沒能發展成東方矽谷也就罷了，在高新技術領域甚至連給隔壁的深海市提鞋都不配。

說回到周陽的收入，別看他的底薪也不算太離譜，但金融業真正讓人羨慕的是那恐怖的年終獎，或者換一個香港本地的詞彙來說叫花紅，這才是真正的大頭。

周陽去年的花紅高達1200萬美元，如果按照香港目前的稅率，他差不多要繳納1200萬港幣左右的薪俸稅。

要是特區政府也就算了，但現在是向英國人交錢，周陽自然就不爽了，直接去找專業人士幫他把避稅大法用到極致。

俗話說：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周陽聘請的稅務專家，很快就幫他找到了香港稅法中的一個大漏洞，那就是目前的薪俸稅只對現金徵稅，並不對股權徵稅。

如果周陽能把他那些花紅變成用股票來支付，就可以全部排除在應納稅額度之外。當然，這並不是說隨便從二級市場買入一部分股票，然後以公司的名義轉給個人，就能完成避稅。

如果漏洞真的有那麼大，精明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