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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19日，在校長曹雲祥主持下，清華學校校務會議舉行臨時會議討論研究院事務。張彭春和趙元任，李濟主張研究院只任專門研究，不容納普通國學。趙元任同時主張&ldo;研究院為大學院，先辦國學，久後乃設科學&rdo;等等。吳宓在梁啟超的支援下，異議力爭，王國維初無意見，後亦附張，校務會議最終否定了吳宓意見。研究院同學會代表全體師生為此發表了《宣言》，以&ldo;破壞研究院&rdo;等語句，對張彭春等給予指責，同時指責吳宓保護研究院不力，在全校師生中引起震動。在雙方的擠壓下，心情焦慮的吳宓被迫表示提出辭職。這個時候，吳、張兩個派系的矛盾已發展到不可調和的餘地，其情勢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絕無緩和並肩共事之可能。

吳在表示辭職的同時，張彭春的所作所為也引起了校長曹雲祥的警覺與吳派盟友和研究院學生的強烈不滿，藉此機會，吳派聯盟決定實施絕地反擊，一舉將張彭春斬於馬下。在鬥士王祖廉、莊澤宣、徐然三位資深教授的公開操縱、指揮下，清華學校爆發了要求張彭春去職的學潮。在一片人喊馬叫的吵鬧、混亂聲中，不知如何是好的曹雲祥聽從了身邊謀士與號稱世外高人的指點，突然改變擁張的態度，決定令張即刻離校，越快越好。曹氏這一急轉直下的姿態，令張彭春如同吃了一記悶棍，頓覺暈頭轉向，天旋地轉，完全失去了回應和反擊能力，只好甘拜下風，強忍怨恨，打起鋪蓋含淚向他的同派人物胡適、趙元任等話別，出走天津，回到他老兄經營多年的南開大學，以圖東山再起。

張彭春在決戰中滾鞍落馬，令吳宓大大地舒了一口氣，他在日記中寫道：&ldo;此次張氏去職離校，如竟成事實，則實為權臣威加於主者之普通下場。各方反對雖烈，然已司空見慣，久已無足重輕。此次去張，純由校長自決。而校長之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緣大權旁落，恐駕馭為難；或張竟有圖謀去校長而代之之舉動，為所覺察，故而出此。諸人之讒言，以及宴會表示，不過適湊其機，校長亦樂於俯從而利用之耳。&rdo;（《吳宓日記》第三冊，142頁）

就吳宓的性情言，在學術教育界中，算不上一個熱衷於派系爭鬥的人，只是被偶然捲入了這個圈子，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但吳畢竟不是個糊塗人，得勝之際，也心生惴惴，自起反思。1926年1月27日，吳在日記中寫道：&ldo;念宓初無與人為仇之意，惟此次倒張運動，竟以研究院事件及宓之辭職，用為導火線，作為張氏大罪狀之一，則宓所不及料，亦無術洗清者也。平心而論，張君仲述實有勝過諸人之處，允稱清華辦事惟一人才。……宓之捲入與張氏為敵之黨，實亦不得不然者也。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宓庸碌，愧無能。直至此時，則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不與敵張氏者敷衍。語雲，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蓋若出身任事，捲入政治，則局勢複雜，不能完全獨立自主。其結果，不得不負結黨之名，亦不得不為違心之事&rdo;。（《吳宓日記》，第三冊。）此可謂吳氏一段切身體會領悟的慘痛經驗，要獨立不倚地做人行事，在這個世俗社會和利益糾葛的紛繁人群中，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烏託邦。此時的吳宓不但無法從這群亂的糾葛中抽身，且事態的發展已非他能預料，他雖有憫人之心，而人不我憫，不久即輪到了他的大尷尬、大狼狽。

1926年2月4日，張彭春離校的當天，在胡適派與張的鐵桿心腹合力鼓動、組織下，清華部分師生集會遊行，強烈要求學校當局挽留張氏，並對校長曹雲祥是否包藏私心大加指斥、攻伐。至次日，集會的師生強迫校方命所謂&ldo;反張元兇&rdo;王祖廉、莊澤宣、徐然三教授立即辭職，否則此事將繼續鬧將下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被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