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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周恩來致電博古、朱德、李德：&ldo;我主力經長期戰鬥相當疲勞，有損傷，新兵多，幹部缺損大，尤其廣昌戰役後，亟需有把握勝利和極大機動。&rdo;

同時撰寫了《紅星》第四十期社論。指出&ldo;嚴重的形勢擺在我們面前&rdo;，&ldo;歷史給我們的時間是很短促的了。在這裡，需要我們以布林什維克的堅定性、頑強性，不動搖地執行黨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的一切號召。&rdo;周恩來在例舉目前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若干表現時，卻把&ldo;單純防禦的堡壘主義&rdo;和&ldo;保守主義的分兵把口子&rdo;也分列其中。

周恩來在撰寫這篇社論時，運用了高超的智慧和精明的外交式的手法，這種絕不炫耀的沉潛明智和鬥爭藝術，使他在屢次路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安然無恙。

這種&ldo;既明且哲，以保其身&rdo;的性格，只有一雙博大精深的眼睛看得最清，那就是對中國的古典哲學已經研究到爐火純青的毛澤東。周恩來對毛澤東也有同樣深刻的洞察。這種互相洞察，就決定了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貫徹始終的極盡微妙的關係。

這篇社論首先高揚的旗幟是反右，而具體內容卻隱含著反&ldo;左&rdo;，在用嚴酷的方式推行的國際路線下，他只能如此，無論在後來的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還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澤東有多大失誤，他看在眼裡明在心裡，卻沒有說過一個&ldo;不&rdo;字，因為他知道那個&ldo;不&rdo;字說不得。

自責、違心、隱忍與屈從，構成周恩來一生最大的隱衷與痛苦。

4月，鄂豫皖省委要求派遣軍事幹部，周恩來根據中央決定，派紅二十二師師長程子華前去。

臨行前，他在獨立屋子裡與程子華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談話，他們仔細地研究了鄂豫皖地區的形勢以及其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在周恩來看來，四方面軍的戰略轉移，既是被迫的，也是成功的，不失為打破敵人圍剿的一種方法，是得大於失的。他告訴程子華，如果紅二十五軍在當地堅持有困難，也不妨進行戰略轉移。這時，周恩來己經萌生了一方面軍也在必要時戰略轉移的預想。

周恩來送走程子華，坐在未經髹漆的杉木桌前，用他的左手撐著左腮，好像在打瞌睡。但他頭腦此時卻是異常清晰，他的內視的眼光，此時正投向程子華將要奔去的遠方！

周恩來不是憑藉他的淵博的軍事知識，而是靠他的天賦素質，在錯綜複雜千變萬化的局勢中，去抓住最最關鍵的問題，整個國際國內的態勢，整個蘇區面臨的局面都在他腦屏上展現出來，像一幅清晰的地形圖，他可以縱覽整個的輪廊，也可以觸控到具體的景物：城鎮、鄉村、道路、河流、山峰和森林。可以看到紅、白兩軍浴血搏殺的戰場。

紅四方面軍未能粉碎30萬敵人的第四次&ldo;圍剿&rdo;。向外線轉移，以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這是不是一種解脫困境的有效之法呢？利弊權衡下來。是利多還是弊多？

中央蘇區面臨著50萬敵軍的壓力，面臨著敵人新的戰略戰術，過去一、二、三、四次反&ldo;圍剿&rdo;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敵情變化之後是不是還行之有效？第一次能成功的經驗，第二次未必成功！敵變我變，這是軍事辯證法。

劉邦百敗一勝而得天下，項羽百勝一敗而失天下。哪有百勝而無一敗、百敗而無一勝之理？

那麼，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需要作哪些準備呢？會受到哪些指責呢？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

當他向博古、李德把這個設想提出之後，他們認為：這不失為在萬不得已時擺脫敵人堡壘封鎖的一個辦法。

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