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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博古認為拉狄克的觀點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後來才知道，他們在一些政策策略上並不相同。托洛茨基說：&ldo;我個人從一開始，即從1923年就堅決反對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也反對接受國民黨參加共產國際，拉狄克和季諾維也夫一起反對我。&rdo;

博古那時無法分辨誰對誰錯。即使後來，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後，也很難說托洛茨基就是對的。

史達林指出，在中國社會是否存在封建殘餘這個要害問題，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認為中國沒有封建殘餘，即使有，也沒有重要意義。

在這一點上，博古站在史達林一邊。

拉狄克和史達林之間的分歧，使他丟掉了校長的職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無法弄清具體時間），拉狄克沒有向學生們告別一聲，丟下他未講完的課程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後來，他才知道拉狄克捲入了托洛茨基與史達林的權力之爭的漩渦中。

那時候，博古大惑不解，共產黨內應該允許進行各種不同見解的爭論，怎麼能演化成權力之爭？王明給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

&ldo;沒有權力，就無法推行自己的主張！&rdo;

博古思索了很久，他承認王明比他成熟。

原來的副校長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一年，這位新任的中山大學的校長只有26歲。

米夫，並不真正瞭解中國，他是個政治活動家卻不是學者，他的辦學作風、辦學經驗沒法眼拉狄克相比。在學生中威信不高，他只跟一群俄語流暢的青年學生接觸，他很少說笑，用一臉嚴峻，使人莫測高深。

在米夫當任期間，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在大學裡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此時，他唯一值得驕傲的是政治觀點正確，他把托洛茨基派來的教授免職，而代之以黨性雖強卻又不學無術的人來當教員，後來的中國名詞叫&ldo;只紅不專&rdo;。

博古以他的熱情奔放和聰明幹練贏得了米夫的喜愛，但王明卻以他的&ldo;成熟&rdo;贏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共產黨於4月27日在武漢召開了五次代表大會。米夫便偕同他的最信賴的學生王明參加了會議，直到8月才回到蘇聯。

那時，博古和同學們正在離莫斯科不遠的休養勝地特拉索夫卡度署假。米夫和王明到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賓館裡向同學們報告中國之行。他們的報告給博古心上留下了沉重的陰影。

米夫，參加中共五大，在中國逗留了三個多月，取得了政治資本，並以中國問題專家自居，用他所佔有的第一手材料侃侃而談，博得了史達林的信任，被提升為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並委託他籌備中共六大。

五大，毛澤東被排斥在大會領導之外，甚至剝奪了他的表決權，陳獨秀仍然當選為書記。米夫和王明的帶有傾向性的傳達，在留蘇的學生中留下了毛澤東無足輕重的效應，這種情況，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風時的檢查中得到了證實，他說：&ldo;我一進中央蘇區，不重視毛澤東同志是事實。在我未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過政府工作，同他的關係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給他在《鬥爭》上發表，但究竟他是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瞭解，也並沒有想過去了解過的。&rdo;

博古比洛甫更甚，他認為山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不過是一個新型的農民起義的領袖。

博古看了看手錶，已是10時50分。

寒風從門縫裡鑽進來，透著徹骨的寒冷。

李德比他耐寒，在幾經反側之後，終於進入了夢鄉。

博古想起來了，做枕頭的包袱裡還有一件毛衣。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