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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私塾的那孔窯被用白灰刷了一遍，但屋內的羊羶味和糞臭味即使在地上鋪了厚厚一層黃土也掩蓋不住，好在七八個娃們是聞慣了的，只是苦了來教書的老秀才。不過老秀才皺了會兒眉頭之後，便又搖頭晃腦地說：&ldo;糞便之臭，乃五穀之香，群羊之羶，乃壯體之肉，你們自小勤四肢，識五穀，知平民之苦，若再識書達理，定會為國家棟樑之材。你們之中出個舉子應不是黃粱之夢。&rdo;

老秀才不嫌棄這些農民的後代，自然會認真教化，背《百家姓》、《三字經》，講些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再配以戒尺打手板心、罰跪之類的手段，娃們也絕沒有痴到油鹽不進的程度，一個個就都識得書，寫得字了。而老先生最為賞識的弟子是土生和李仲海，他認定這兩個娃必定能實現他用了一生努力也沒有實現的理想，也就是中舉。

不過，一場辛亥風雲使老秀才的夢想最終完全破滅，滿清政府被一個叫孫文的帶人給推翻了，科舉制度隨之被廢除，代之的是共和政府的新式學堂。老秀才不禁長嘆：&ldo;新學堂裡不出狀元啊，求學者千百之眾，廢除科舉，誰為之最？誰為之尊？誰為之貴？&rdo;他委實想不明白，後來他加入了保皇黨，千里東進，到京城天安門前，於宣統皇帝被趕出皇城之時，一頭撞死在華表之上，其最為絕望之事倒不是因為中國沒有了皇帝，而僅僅是因為沒有了科舉制度令他難以承受。

老秀才倒沒有在辛亥之年那個動盪之秋就離開馬家溝，而是繼續教書，希望把自己的知識全部傳播給他認為最可教化的土生和李仲海。李仲海也許是年齡大幾歲，頗為理解老秀才的一片苦心，也知道只有好好讀書才能改變自己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的卑賤命運。而土生則覺得能認下《三字經》、《百家姓》上的字就足夠了。他很大人氣地問過李仲海：&ldo;老先生身為秀才，所知不可謂不多，所識不可謂不廣，但在金城鎮不還是混得像只沒窩的野貓，飢無飽食，凍無暖衣？我看倒不如像李自成那樣做更過癮。&rdo;

李仲海沒有回答，以他當時的思想也回答不了這樣的問題，他除了驚愕土生的奇思怪想之外，只能相信大人們曾說過的土生是土匪黑狼的轉世投胎的話，否則怎麼會在十一歲上就有當李自成那樣的流寇的想法？李仲海更願意做一個斯斯文文的學生，能夠考入國立師範學堂是他此時最大的願望。沒有多久，他的願望也就果然實現了，人們都說這是李家積了陰德，在他這輩上得了善報。不過，若是有人能未卜先知，測出幾十年後他的下場，說這話的人們就該打自己的耳光了。

土生是個想了才說，說了就做的娃，既然他覺得再讀書也無益，他也就開始了逃學。這讓老秀才倍感傷心，可又無可奈何，他實在不可能像老羊攆小羊一樣終日裡追著一個腳健得像狼一樣的娃，逼著他來讀書，他只能惋借一棵好苗子將成為一枝荒藤野杈，馬家溝的愚昧無知的農民群落中日後又多出一個只知種地趕驢、娶妻生子的人，最多也就是一個橫行鄉裡的無賴。他的判斷當然是錯誤的，不過土生後來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童年時只讀三年書是錯誤的，若是他能多有些學問，起碼他在給一個叫作毛澤東的人上書之時，可以更準確地表達出自己的心願，可以更為深刻地向那個七億人的領袖揭示某些現實。

嚴格地說，霍達東字跡規整的自傳中所謂十一歲就開始反抗社會是不夠確切的，因為那不是有意識的行動，更無理論可言，充其量是一種本能的不滿，最為合適的定義是還沒有長大的娃的淘氣。只不過這種淘氣使得當時馬家溝的統治者大為震怒罷了。

那應該是民國二年的春節前夕，馬家溝跟以往一樣家家戶戶殺豬宰羊，歡歡喜喜地準備過大年，而這時村頭河灘的學堂前貼出了一張告示，上面寫道：

察告各位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