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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對此建議十分重視，傳旨&ldo;此奏內事情關係重大，著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詳察議奏。&rdo;順治十八年（1661）八月，清廷下達《遷海令》，以保證《禁海令》的施行。《遷海令》亦稱《遷界令》，是《禁海令》的擴大和補充，是更為嚴厲的政令，具體內容是：將福建、廣東、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六省沿海及各島嶼的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居民官兵全部遷移到界線以內，在沿海一帶形成一個無人區；沿海濱向內若干裡界線由各地官兵劃出，並嚴令軍民人等不得私出境外，違者處斬。順治十八年（1661年），《遷界令》開始實行，清政府勒令東南沿海五省濱海三十里的邊民遷離故土，並沿內遷三十里處開挖兩丈餘深、兩丈餘寬的壕溝，臨溝築起四尺餘厚、八尺餘高的城牆，每五里設一個炮臺、二個煙墩、三十里屯兵。秦漢時期抵禦北方少數民族入侵修築在草原與田園之間的&ldo;長城&rdo;，如今修築到了內陸與海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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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帆啟航鄭氏收復臺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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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界要求三日為期，全部遷移，執行甚為嚴厲。由於鄭成功軍隊的主要據點在福建，對清政府威脅最大，因而遷界令在福建以及與福建相鄰的廣東、浙江三省執行得最為嚴格。《臺灣外紀》中載，朝廷的命令從傳達之日起，以三日為限，必須全部拆遷，居住偏遠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將行遷界，居住得近的人聞聽訊息也並不相信，然而剛過了兩天，官兵即如狼似虎地前來驅趕，不少百姓來不及收拾任何財產，就被強行驅趕離家，那些督遷的官兵還乘機肆行掠奪。據清初&ldo;海外散人&rdo;所撰《榕城紀聞》記載，朝廷命令一下，大火燒了兩個月，慘不可言。興州、泉州和漳州三府尤其嚴重，所遷之民，全都失去生計，顛沛流離，號泣之聲悽厲，背夫棄子、失父離妻的人間悲劇隨處可見。福建總督範承漠承認，福建地區的絕大多數百姓維持生活的主要方法不是耕種土地，就是下海打魚，自遷界以來，民田被廢棄兩萬餘頃，沿海之房屋化為廢墟，出海捕魚的工具悉數焚毀。老弱婦幼，因凍餓而死，曝屍於荒野者數不勝數，以至於老幼者填於溝壑，荒野中白骨累累。四處逃荒的人更是不計其數，其狀慘然。

清廷的第二次遷界於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實施。兩次遷界，給沿海諸省居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經濟損失。

清政府實施海禁和遷界舉措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利用這樣一個隔離，對鄭成功進行經濟封鎖，斷絕海上貿易往來，阻塞大陸貨物的出海渠道，使鄭氏集團既不能獲取大陸的商品和軍用物資，又無法向沿海居民徵收糧餉，坐困鄭氏集團，令其不戰而降。清政府實施的封鎖措施確實收到了較為顯著的效果。由於海上運輸能力的限制，糧餉供應不能滿足鄭軍需求，造成大批鄭軍降清或逃亡，同時也使鄭軍不得不加重臺灣本土的賦稅徵斂，對臺灣的經濟也是一個巨大的消耗，客觀上為清廷最後統一臺灣創造了條件。但單純的陸上封鎖策略也有一定的侷限性，並不能保證完全切斷鄭軍的一切對外經濟聯絡，更何況時間一長，其陸上封鎖也會漸漸懈怠。連清政府官員也承認，駐守的官兵有時為了避免麻煩，對過境與鄭軍進行貿易交往的百姓，常常聽之任之，不加干涉。

二十餘年的海禁遷界失大於得，弊大於利，這是由於在封鎖策略和封鎖措施兩方面的失誤造成的。在封鎖策略上，清政府實行單純的陸上封鎖，沒能以海上封鎖相配合，因而作用有限。從封鎖措施來看，清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禁海遷界，不考慮這些措施會給沿海經濟造成的消極影響，階級本性決定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有做好善後安置工作、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損失，其後果是清政府財政收入銳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