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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難以辨明的等級意義之外，爵稱也許和功能有關，也許和習俗有關。就殷商的內服、外服制度來看，爵位實際應分成兩大體系，一為內服，一為外服。徐中舒謂殷商的「侯、甸、男、衛四種服役制度，一直到周初都還存在。……侯、衛兩服是服兵役的，甸是生產的，男是服勞役的，這與周代的封建等級制是根本不同的。」730由此可以推想爵制是由服制演變而來，繼承傳統而有所演變的可能要遠遠大於憑空設計的可能。如果說五等爵確實存在的話，這一爵制似乎是從一種分類體系轉化為等級體系，就好比「工、農、兵、學、商」，本來只是五種不同的職業身份而已，「農」並不比「工」低上一等，但這一分類體系演化為等級體系似乎也不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更何況，如果五等爵的所謂等級本就是不存在的或是模糊不清的，更可以從中推想在殷商服制演化為周代爵制的過程中，等級劃分並未完美成型，而服制名稱中的分類之本義也漸漸湮滅了，那麼，要把爵位問題解釋清楚，不藉助於想像恐怕是有困難的。於是，對五等爵的烏託邦式的描述才就此浮出水面。

第三章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這是《春秋》於隱公元年的第二條記載，「三月，我國國君（魯隱公）和邾儀父在篾地會盟。」

這位邾儀父是邾國國君，但這個簡單的記載馬上帶出了一個問題：國君一般都要稱呼爵位，比如魯隱公、晉文公、齊桓公，可這位邾國領導人怎麼被稱作邾儀父呢？

這是不是直稱其名，稍後再論，但可以立刻肯定的是：《春秋》確實對這位邾國國君沒有依照習慣稱呼爵位。這在經學家的眼裡，恰恰是一處可以深挖「微言大義」的地方。

這就要先說說邾國的背景：邾國並不是像魯國、齊國那樣的諸侯國，而是所謂「附庸國」。按照《孟子·萬章下》的說法，天子分封五等爵，地盤由大到小各有標準，但還有那些地盤實在太小的，連方圓五十里都不到，那就不和周天子直接發生關係了，而是依附於附近的某一諸侯，是謂附庸。731

（一）附庸解

據汪中《經義知新記》，附庸的「庸」字與「墉」、「鄘」皆為一字，是「城」的意思，732「附庸」一詞大概可以就此理解為：在城郭之外而附屬於城郭。白壽彝《中國通史》第三卷專有「釋附庸」一節，說自從上古以來，今山東至河南東南部散居著許多氏族部落，而按照古時所謂「興滅國，繼絕世」的原則，這些部落雖然歷經改朝換代，卻仍被允許有一塊自留地以奉祀祖先，這與秦漢以後的專制時代是迥然不同的。

《論語》裡「季氏將伐顓臾」一節提供了關於附庸的一條寶貴資料：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論語·季氏》）

白壽彝《中國通史》根據這些內容作了三個推論：

（1）魯國剛受封的時候，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所以社會上貧富差異不大，比較穩定；

（2）對周圍的氏族和鄰國，征服以後並不消滅，讓人家作自己的附庸，所以說「修文德以來之」，孔子是認為在人家歸附之後大家應該和平共處才好。

（3）顓臾就是魯國的附庸，地點在曲阜附近，和季孫氏的地盤相鄰，所以季孫氏在強大之後就想把它吞掉。

《中國通史》的結論是：「附庸是處在被征服者的地位。由於他們還保留其原有的社會組織、土地、房屋等，因而他們雖淪為附庸，被迫在野外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