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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春秋》到底為什麼要從魯隱公開始?
無論如何,始隱都像是一個不當不正的開始,但在歷史上的問題是,以《春秋》之地位,這個問題必然要有一個圓滿答案才對。杜預雖然給出了一個權威而貌似合理的解釋,但深究起來依然難以令人信服。王樹民曾對杜預的理由一一提出過質疑,大意是:如果說時代相近,但魯隱公的父親魯惠公和周平王的時代更為接近;如果說魯隱公是周公之後,但魯國所有的國君都是周公之後;如果說魯隱公是位讓國之賢君,但他只有讓國之意卻未成讓國之事實,最後還遭人篡殺——此事原本就不足為訓,杜預此論「牽強附會,無待深辨」。24
杜預的解釋到此就變得站不住腳了,但聖人深意究竟何在,歷代學者為瞭解決這個問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公羊傳》的樸素解釋與《論衡》的簡單算術
最早思考這個問題的大概要算《公羊傳》了。《公羊傳》在魯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編年的最後一年裡設問道:「《春秋》何以始乎隱?」回答是:「祖之所逮聞也」,這是說魯隱公時代的歷史是孔子祖父輩所能瞭解到的歷史上限。清代公羊家孔廣森解釋道:隱公時事,祖輩雖然不及親見,但也能得之於傳聞,至於隱公之前的歷史,孔子認為文獻不足,恐怕記載失實,便斷自隱公。25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又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於是被劃分為所見、所聞、所傳聞三個階段,隱公時代屬於「所傳聞」的階段,史實得之於輾轉相傳,至於《春秋》末期的定公、哀公時代,則正是孔子所生活的時代,屬於「所見」的階段。這個解釋似也有理,而且推想一下,《春秋》始隱不過是孔子追溯傳聞的「力所能及」罷了,此中似乎並無深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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