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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疑地荒謬著，他自己也說所謂太平世只是「文致太平」，289而所謂「文致太平」，其實是不太平的，但作太平之文而已；290考察其理論內部，時而張三世、時而善復古，291無法自洽，但無論如何，這在「義理正確」的層面上畢竟有著特殊的一番撥亂反正的意義。甚至直到晚清，有人發現這樣一個問題：自宋代以來人們就本著春秋大義而高喊攘夷，可越是攘夷，夷患反倒越大，梁啟超回應這個問題道：《春秋》並不是這麼講的，「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也；治萬世也，非治一時也，故首張三世之義……」梁如此說，是針對晚清時局有的放矢，而且特別點明後世所謂夷狄，著眼點在於地域與種族，《春秋》所謂夷狄，著眼點在於政俗與行事。292其涵義是：若不變法改良，我們這些漢人就淪為夷狄了，而那些種族意義上的域外之夷狄因其文化與政治的先進性已經超越我們而升格為華夏了。

梁啟超的經學直承康有為，遠紹董仲舒、何休，而這樣一種普世主義的春秋大義，或是起源於「一種對於『萬世法』蛻變為『地方性知識』的憂慮」，293畢竟經學（尤其是今文經學，更尤其是今文經學中的《春秋》之學）本來就是政治哲學，並不是純粹的學術，而是要講究通經致用，是要為時政服務的。以公羊學論，「地主階級運用公羊學以自救的方式有二：一是世族地主階級為了鞏固原有的階級地位而強調公羊學中的專制主義；一是新興地主階級為了爭取新的統治秩序而運用公羊學中的改制思想」，是本於用世的。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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