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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留出足夠時間，讓我可以找到那名將在不久後死去的‘潛在受害者’的‘時震’，我拙劣的跟蹤技巧也很難發揮作用。事實上，有很多次因為跟蹤受害者，我都險些為自己惹禍上身，而竊聽更是無從談起。我曾試圖在他（她）慣常的出沒路線中佈下高畫質攝像頭作監視之用——那很容易，就像好萊塢電影中演的，只要你身穿舊貨店淘來的制服，開一輛噴著市政工程承包公司標誌的廂式貨車，就沒有人會起疑心。但那些號稱‘高畫質’的攝像頭所拍出的影象，只有白天還勉強能看，到了晚上圖象質量就下降到幾乎完全無法分辨，至於那些能夠在夜晚使用的紅外線監視系統，不單需要許可證才能夠購買，其昂貴的售價與複雜的安裝步驟，也不是我能夠承擔的。

“我收集起那些受害者的名單和背景資料，在書房空出一面牆來將這些資料按照線索圖匯總起來。自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在週末舉辦過家庭聚會，也不再出席在鄰居和同事們家中舉辦的聚會。我接到的邀請越來越少，直到再也沒有人邀請我出席任何聚會，在他們眼中，我想必已經變成一個性格孤僻的變態了。兇手幾乎不會放過任何一個行兇的機會，有些受害者的屍體很快就會被找到，而有些受害者，就會一直‘失蹤’，雖然他們的屍體從未被發現，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已經不在人世。那些很快被找到的屍體，全部都是被利落的手法殺害，比如被扼死，或是被割斷喉嚨，屍體上並沒有被侵犯或是折磨的痕跡，我相信這些受害者只是兇手的‘練習物件’；而那些令他真正感興趣的受害者，往往都會‘失蹤’很久。有些被藏匿在很隱蔽處的屍體，只是因為偶然的機會才被發現（如被綁在後備廂中沉入河中的19歲墨西哥裔男孩胡安·塞吉奧·曼努埃爾）。只有那些受害者才能真正揭示兇手恐怖的黑暗人格——他們通常都被侵犯和虐待，屍體上能找到被長時間折磨或骨折的痕跡。為此，我從圖書館借閱了大量關於犯罪心理學與連環殺手側寫的書籍，試圖描繪兇手的心理肖像。但迄今為止，這些工作收效甚微。

“以上這些，還並不是整件事最讓人難以忍受的部分。

“在進行調查工作的每一分鐘，我都在挑戰自己半輩子以來的道德準則——明知那些人即將被謀殺，但我卻無法給予警告——任何形式的捲入都有可能把我自己也搭進去。一方面，我希望能夠有更多有效的樣本可供研究；而另一方面，每次‘時震’發生，我都要祈禱別再發生連環謀殺，讓那些可憐的人就那樣在事故中死去好了。天，即使是奧德修斯的境遇也會比我現在好過些。在我完全崩潰之前，我想我必須儘快結束這一切，無論是成功，還是最終放棄。

“直到貝拉，那個妓女——她原本應該死於吸毒過量——失蹤之後，我開始意識到我之前的追蹤方法根本不管用。‘死神’——在知道他的真實姓名之前，我需要一個代號，暫且就這樣稱呼他好了——偏愛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孩子：年輕的妓女、被毒販利用的學生、非法移民的孩子……他們死亡率很高，而且居無定所，生活毫無規律，極難被追蹤。我必須改變方法，才有可能找到他。

“我從犯罪心理學教材那裡學到，連環殺手有很大機率會回到犯罪現場，環境刺激能夠延續他行兇時的快感。但‘死神’相當謹慎，他不會冒那種風險。不過，除了他的行兇現場之外，還有另一個不為人知的現場——‘時震’發生前的事故現場。對於他來說，那能夠激發同樣的想像。他相信除了他之外，沒有人會知道那些‘現場’的存在，他不必為了躲避警方的監視而藉著黑夜匆匆回到‘現場’享受片刻歡愉，而可以在白天去，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甚至坐下來喝杯咖啡，直到快感完全消失為止。‘時震’後，在每一個‘事故現場’提前佈下攝像頭監視，將是我最後的嘗試——那值得賭一賭。”

“整個監視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