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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配後，我來到河南南陽的五機部358廠，先當車工，再當技術員、助理工程師。再忙再累，我讀書寫作的愛好不減。當時為了應付節慶會演，廠工會成立了由工人、幹部、技術員組成的&ldo;三結合&rdo;創作組，編寫文藝節目，我是其中的骨幹之一。同時，工廠所在的鎮平縣及南陽地區，也定期舉辦文學創作講習班和改稿會，每一期我都是參加者，每一次選稿我的作品都入圍。西峽縣的農民作家喬典運，喜抽菸又咳嗽吐痰，沒人願意和他同室，幾次創作會都是我和他住同一房間。老喬五十年代就發表短篇小說，&ldo;文化大革命&rdo;中到珠江電影製片廠改電影劇本《深山紅梅》，幾年時間吃盡苦頭，往往是每透過一稿，形勢又變了，按新形勢再改，剛改好形勢又變了，他說把頭都改成木頭了，終於拍成了，&ldo;四人幫&rdo;倒臺了，&ldo;三突出&rdo;那一套被批判了。所以&ldo;四人幫&rdo;一倒，老喬的創作如巖漿噴發是必然的。這樣一個極有思想鋒芒又富創作經驗的老作家和我同處一室，給我創作上以很大幫助。每當我的小說通不過或改不下去時，他都拉我去逛市場或看梅溪河，所謂的梅溪河其實是一條汙水溝，那裡邊蘊涵著太多的關於人間的想像。在市場上，老喬的機智幽默隨機應變令我大開眼界，他甚至冒充市委書記的二舅，從水果鋪子弄回來一衣襟的梨。梨當然很甜，但他調侃權勢者嘲弄依附者的自如給我們帶來了十分的快意。在我的印象裡，當時的老喬，從骨子裡是站在&ldo;官方&rdo;的對立面的，他頭上的&ldo;反骨&rdo;、他對時代深層的批判意識，是他所有作品的底色。後來，又逐漸瞭解了他為何是地主的兒子卻到志願軍裡當了文化教員，復員後當農民又發表了不少小說，人家鬥他他如何袖著雙手擔尿上坡做絕活表演等等。儘管省上派了老作家、派了出版社的老編輯、派了《奔流》雜誌的領導，來指導我們改稿，但真正使我獲得創作啟示的卻是喬典運。

經過幾年努力，由南陽地區宣傳部、文化局組織我們十多位作者創作的短篇小說集，透過了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終審，但在即將付梓的時刻，中國發生了政治大變革‐‐‐&ldo;四人幫&rdo;倒臺。為了保護作者，省上和地區派出專門小組到各位作者所在單位說明情況，我那時所在的廠技術科某領導以不務正業為名準備整我，省地工作小組的到來使我避免了即將發生的尷尬。粉碎&ldo;四人幫&rdo;之後，我們那一批作者又被集合在一起，重新創作，由於放開了思想，很快見了成果，我們的短篇小說集《躍馬坡》於197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我的處女作《602號圖紙的誕生》。在其後的一次改稿會上，《奔流》編輯杜道恆向我提供了賈平凹的資訊。賈在&ldo;四人幫&rdo;時期就和劉心武等名家在上海《朝霞》雜誌發表小說，&ldo;四人幫&rdo;之後他的作品遍地開花，以田園牧歌稱道文壇，名聲如日中天。讀他的小說，總覺得是一個鄉親在同我說話。但沒想到的是，這樣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竟和我有著某種機緣，他父親賈彥春曾當過我初中的語文老師，他老家和我老家相距二十公里，我們都是在丹江裡光屁股耍水長大。七十年代末，我和平凹開始通訊並有了來往。

198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西安某研究所一位老工程師對調回到西安工作。這樣，就在整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約二十年的時間裡，我和平凹接觸頻繁。我是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創作過程的見證人，我們還結伴週遊了全國許多地方。由於融入了西安這個大的文學環境，我的創作獲得了較大進步。這個時期，科技人員正在全國吃香，而我的創作慾望卻難以遏止，再加上我所在的科研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