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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跡雖見珍重，然優於藝者，俗仍以為執技事上之流而賤之。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為詠，召閻立本令寫焉。閣外傳呼，雲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誡其子曰：&ldo;吾少好讀書，倖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惟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rdo;柳公權為夏州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曰：&ldo;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rdo;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其兄公綽在太原，致書宰相李宗閔雲：&ldo;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rdo;皆《舊書&iddot;本傳》。是其事也。成見可謂難變矣。

然以藝侔利者，不獨書畫之家也，即工於文辭者，亦何莫不不然。當時粥文之事，已略見第十八章第一節。《新書&iddot;韓愈傳》：劉叉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ldo;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rdo;《舊書&iddot;李邕傳》：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制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粥文獲財，未有如邕者。韓愈戇直，未必肯苟取，尚致譏評，李邕更不足論矣。然亦有卓然不惑者。《舊書&iddot;蕭俛傳》：穆宗詔撰王士貞神道碑。對曰：&ldo;臣器褊隘，此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貺遺，臣若公然阻絕，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僶免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為之秉筆。&rdo;帝嘉而免之。此可謂不輕以言假人者矣。《新書&iddot;郭行餘傳》：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其先，使志冢，辭不為。重胤怒，即解去。此亦可謂能砥礪廉隅，宜其能與李訓相善也。

音樂，隋、唐時亦稱極盛，此蓋承前世域外之交通，乃能致之。自晉世洛京傾覆，中國舊樂，僅存於南方，而北方多雜羌、胡之伎，已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六節。隋文帝平陳改樂，見本編第二章第一節。唐武德九年（626），命祖孝孫修定雅樂。貞觀二年（628）奏之。孝孫卒後，協律郎張文收更加釐改，命曰大唐雅樂。然好尚不存焉。其盛行於時者，則來自異域之樂也。《隋書&iddot;音樂志》雲：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至大業中，煬帝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其中本出中國者，惟清樂而已。諸樂緣起，皆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六節。唐初仍隋之舊。及平高昌，收其樂，初有十部。《新書&iddot;禮樂志》言：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貞元十六年（800），南詔因韋皋進奉聖樂舞。十八年（802），驃國獻其樂。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而八國之伎，列於十部焉。案自匈奴敗亡，鮮卑復入中國，所謂北狄者，與西域關係實深。《舊書&iddot;音樂志》謂&ldo;南蠻、北狄，國俗皆隨髮際斷其發。今舞者鹹用繩圍首，反約發杪，內於繩下&rdo;。古北狄無斷髮之俗，而西胡有之，今雲斷髮，非狄之化於胡，則胡之來入狄者耳。西域南海，久有往還，即南詔，亦因伊洛瓦底江一道，而深漸其化，觀漢時之哀牢可知。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