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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的，也顯示出了“阿波羅”登月後出現的態度變化。這部電影是一個例子，顯露出國會和太空之間通常都很複雜的關係。除非航空航天局總共10個地面中心＇1＇之一或者某個宇航工廠，諸如此類的設施位於他們的選區內，國會議員們通常都不會將太空專案置於優先位置。他們倒不一定是反對太空專案，議員們的資助順序反映了他們選區都關注些什麼問題。國會委員會負責資助經費決策，多年以來，同一個委員會還負責給退伍老兵事務以及住房及城市發展部撥款。顯而易見，多數選民的第一反應都是關心退伍軍人和住房建設甚於關心宇航事業，這使得航空航天局成了國會委員會的螟蛉子。

2005年，在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得克薩斯州共和黨人湯姆·狄雷（Tom　DeLay）議員的鼓動下，國會重組了負責航空航天局預算事務的委員會，在眾議院，航空航天局被和商務部、司法部以及國務院置於同一個撥款委員會之下，受弗吉尼亞州共和黨人弗蘭克·沃爾夫（Frank　Wolfe）議員的領導。參議院也很快作了相應調整，將航空航天局列入撥款委員會商務、司法和科學小組。航空航天局最初曾以為重組是件好事，但結果卻並非如此。和航空航天局一樣，國務院和司法部也有一大堆預算窟窿要去填補。

此外，一些國會議員們長久以來一直將航空航天局的預算當作將肥水流入自己選區的一個絕好機會，有時這種事情是以航空航天局的實際需求為代價的。1992年，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密西西比州民主黨人傑米·維騰（Jamie　Whitten）議員希望自己選區內的一座新的、在建的助推火箭工廠繼續建造，但是航空航天局不再支援這一計劃，從預算中取消了這一專案轉而支援更加優先的計劃。維騰動用自己的影響力將這個不再需要的固體火箭發動機專案重新編入航空航天局預算，削減了分配給太空梭備件、追蹤和資料傳輸衛星以及不載人火箭的經費。這樣的事情並不罕見。

國會議員們還在其他事情上利用航空航天局的專案，不止一次，在考慮與其他國家開展太空合作時，與人權問題掛上了鉤。把太空合作當成胡蘿蔔促使其他國家按照美國觀點改變國內政治制度的想法，從未達到過目的。冷戰期間對蘇聯的做法以及日後都是如此。其他國家將人權問題當成內政，事關主權。將人權和太空直接掛鉤只會適得其反。此外，考慮到阿布·格萊布監獄醜聞、大赦國際對美國在古巴關塔那摩所作所為的批評，美國也有自己的人權問題。美國要其他國家遵守人權標準—多數時候針對的就是中國—至少是偽善的。

問題的關鍵在於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國會對於美國航空航天局而言並不總是有幫助的。有些議員工作勤勉一絲不苟，而另外一些則只願意對於行距指手畫腳吹毛求疵，而至於改正航空航天局的錯誤所必需的前後一致的指導意見或者經費支援，卻付之闕如。還在“阿波羅”計劃時期，早在尼爾·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前很長時間，國會便已經開始削減“阿波羅”的經費了。只是在總統辦公室—先是肯尼迪後來是約翰遜—的承諾下，國會才肯保持對計劃的長期支援。總統保證這一計劃將用於戰略目標，即“敲打”蘇聯。而對於太空梭來說，既沒有這樣的承諾，也沒有什麼戰略目標。

因此，關於太空梭，技術上說航空航天局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花上足夠多的錢研製成一種可以低成本執行的航天器，要麼在研發上鎖緊腰包弄出個飛起來成本很高的東西了事。國會的立場很清楚，希望只花上非常有限的研製費用，而且還得見效，否則就一毛錢也不撥—這實在不是一種選擇。航空航天局不可能設計一種既便宜又管用的飛行器。實際上，太空梭除了不具備成本效益以外什麼缺點都沒有，這是因為太空梭每次發射都要將它的一部分裝置，也就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