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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當時蔣介石所以一心安內,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依賴國際社會壓迫日本撤兵。早在&ldo;九&iddot;一八&rdo;事變前1個月,面對戰爭已無可避免的嚴峻形勢,他曾電令張學良:&ldo;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在東北如何尋釁,我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望飭遵照執行。&rdo;他雖然不願因日本人而沖亂了他的&ldo;剿共&rdo;大業,但他同樣不希望日本人當著中國人、全世界人的面抽他的耳光,他需要一種力量來支撐他,所以把眼光投向了國聯,一個受英、美等國操縱的鬆散的國際組織。
起初,他對國聯是那樣的虔誠,那樣充滿幻想。他多次對外界公開說過:對國聯要充分予以相信和依賴。他的這種觀點當時感染了許多國民黨高階將領。張學良為此背上了&ldo;不抵抗將軍&rdo;的罵名,更多的將領則是在戰場上茫然困惑,無所適從。
&ldo;九&iddot;一八&rdo;事變,舉國震驚,全球矚目。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國,落在了他的身上。是戰?是和?外國人緊張地注視著這個中國的鐵腕人物將採取何種對策,中國人則是眼巴巴地期待他能指揮千軍萬馬,殺向中國北方,但他卻讓中國人跌進了失望、痛苦的深淵。
9月22日,在南京全體國民黨員抗日救國大會上,蔣介石發表了《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演說。在演說中他說道:&ldo;……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rdo;
歷來剛愎自用,又深知日本人毫無信義的蔣這時竟也喊出了&ldo;忍痛含憤&rdo;、&ldo;逆來順受&rdo;等語,令中國人驚訝,更令他們備感屈辱,憤恨難平。
其實蔣介石本人對國聯能否起到他所期待的那種作用也心存疑慮。經驗告訴他,無論英、美等國,還是日本,他們畢竟都不是中國人。他們利用他,無非是透過他來維護他們在中國的利益;他利用他們,也僅僅是他們之間的利益分歧。如今中國北方,尤其是東北,並沒有他們太多的利益。日本人染指北方,與他們關係不大,他們難道會為一個貧弱的中國,為一個蔣介石得罪對東方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日本帝國?況且日本人自戰敗帝俄,驕橫已極,野心畢露,他們會輕易屈從於國聯的壓力,從中國撤兵?!但他又實在不願抽出他的主力去與日本人爭鋒較力,他不會讓佔據地整個身心的&ldo;剿共&rdo;大業半途而廢。雖然對國聯存疑慮,但他還是寧願相信國聯能有所作為。
對這一切,避居山西汾陽的馮玉祥看得真切,罵得痛快:&ldo;日本大肆屠殺,不聞有備戰之舉,反以鎮靜為名,徒然日日哀求國聯。試問宰割弱小民族的國聯能代表中國求獨立,能代中國打倒該會常務理事之日本乎?與虎謀皮,自欺欺人,仍甘為帝國主義之工具而不悔。&rdo;
蔣介石挨著罵,卻也無可奈何,心中充滿不祥之感。
果然,事實很快印證了他的這種感覺。日本人已被嘗到的甜頭沖昏了頭,貪慾已使他們顧不得國聯的約束和國際輿論的壓力。而國聯也正如蔣所預感的那樣,對日本沒能施以強硬的制裁。
9月22日,應中國代表施肇基的請求,國聯在日內瓦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中國&ldo;東北事變&rdo;。會議雖然明確要求日本撤兵,但對日本的譴責卻是軟弱無力,致使久已對列強分贓不均而深為不滿的日本根本未予理睬,反而使日本突然窺透了國聯的底牌。1931年秋冬,戰火更加不可遏制地在中國東北擴大開來。
當時的國聯並不像人們日後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