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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修齊治平的門徑，是因為它們是儒學的原始經典，薈萃了儒家的基本理論，舍此無所謂儒學，沒有了四書五經的儒學只能是零篇碎簡，不可能構成完整的學術體系。至於四書五經後來流於形式與教條，變為科舉的敲門磚，則是與學術無關的另一個問題了。

程朱提出&ldo;理&rdo;的概念，認為理是存在於天地萬物乃至於人生之中的準則。推及到個人，若想消解慾念與煩惱，走一條正確的人生道路，就必須認識、把握這個準則，也就是要&ldo;窮理&rdo;，而後躬親實踐，方能達到&ldo;不逾矩&rdo;的聖賢境界。正如西哲斯賓諾莎所言，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認識了必然，遵循於必然，人生才會自由。同樣，認識並遵循於理，方能真正實踐儒家修齊治平的理念。

那麼如何認識與把握這個&ldo;理&rdo;呢?大程(程顥)主靜，強調摒除雜念，&ldo;正心誠意&rdo;;小程(程頤)主敬，強調循序漸進，&ldo;格物致知&rdo;。兩人都主張知行合一，窮理與實踐密不可分，所謂&ldo;存天理，滅人慾&rdo;，即遵循天理，排除不合於理(準則)的慾念，沿著正確的人生道路前進。朱熹學識淵博，他從註解儒學經典入手，是宋儒理學的集大成者。他揚棄了二程的學說，又從易學太極理論中推匯出一種理氣學說：太極之理為至上之準則，是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反映在人性上，則有&ldo;天命之性&rdo;與&ldo;氣質之性&rdo;之分;前者為至善，後者則有清濁善惡之分。因此要透過&ldo;居敬&rdo;，&ldo;窮理&rdo;，以提升人自身之氣質，激濁揚清，光大善念，摒除惡念，養成高尚的人格，並躬親實踐於修齊治平之中，致君堯舜，造福萬民。此即&ldo;存天理，滅人慾&rdo;之真義所在。程朱理學是儒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階段，也是中國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不是靠斷章取義或武斷的批判所能打倒的。

儒學自始至終倡導一種世俗的理性主義，使中國社會的發展沒有走入政教合一的黑暗道路，統治者本身並無教主的地位，從而為人們的思想留下了自由的空間。如此，處於學術正宗地位的儒學，又成為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來源。欲統治中華，必先尊崇孔子與儒學，非如此不足以號召士大夫，並透過士大夫獲得整個社會的認同與服從。儒學體現著一種久遠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文化的力量。程朱理學上承孔子的道統，推動了傳統儒學的復興，並逐漸成為新時代儒學的主流。由此就不難理解，元明清三代的統治者，為何均取程朱理學為己用。程朱理學在學術上的至高地位，明清尤甚。朱明起家於草莽，滿清則以區區百餘萬人入主中華，如何使天下人承認其合法性，對於維持統治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要使民心歸附，統治者除去實行德政，鎮壓反對派而外，一大關鍵就是要認同傳統的主流文化，以獲取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以此籠絡住社會中的精英階層。於是尊孔必不可少，推崇儒學必不可少，恢復科舉，給士大夫以進身之階必不可少。這些做到了，才會得到士大夫(古代知識階層)與民眾的認同，這個政權的統治基礎方能穩固，統治者宗奉程朱理學的深層動機即在於此。但在政治化制度化的過程中，理學亦難免流為形式與教條，正如今日本應以提高人的素質為目的教育，蛻變為應試教育一樣，理學原有的生機被窒息，逐漸演變成為入仕做官的敲門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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