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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深冬的一天，一個大風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門。原來是位老友。他在市郊一所中學擔任語文教師。&ot;文革&ot;開始後，他在牛棚裡被關了半年，昨天才放出來;他的腦袋像乾癟下來的果子，完全變了模樣。在這半年裡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學生。天天逼他交待&ot;反動思想&ot;，拷打用刑自不必說，最殘酷的一招是監視他的夢話。由於那些整他最厲害的幾個學生偏偏都是平日與他最貼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說夢話的習慣。他們每天夜裡輪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著後將夢話記錄下來，白天再追問這些不知所云的夢話的&ot;反動動機&ot;。搞得他不敢睡覺，最後患上嚴重的神經衰弱，身體徹底地垮掉。那天他把我家裡的煙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極。忽然他瞪紅的眼穿透濃濃的煙霧直視著我說：

&ot;你說，將來的人會不會知道咱們這種生活?這種處境?如果總這樣下去不變，等咱們都死了，還不是靠著後來的作家瞎編?你說，現在有沒有人把這些事寫下來?當然這麼幹太危險，萬一被發現就要掉腦袋，可是這對於將來的人總有意義……&ot;

就這樣，我拿起筆開始了我的寫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現實、把周圍的人的故事如實地記下來。當然我必須絕對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這些會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寫在一些很小的碎紙塊上，然後藏起來。比如磚底、牆縫、煙囪孔、衣櫃的夾板等等自認為隱蔽的地方。或者一張張用糨糊粘起來，外邊貼上毛主席的語錄或&ot;文革&ot;宣傳畫掛在牆上。但藏東西的人反而會覺得自己這些地方最不可靠。於是，在這些年裡，我一邊寫一邊把藏起來的紙塊找出來再藏。有一天，我參加一個公判大會。被槍斃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因為秘密地寫了一部攻擊&ot;文化大革命&ot;的小說。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後將那些埋藏在各處的紙塊儘可能地找出來，撕成碎末，在廁所裡衝掉。只將極少最重要的用油紙包好，塞進腳踏車的車管裡。此後我開始又擔心我的車丟掉。

這樣過了十年!1976年中國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廢墟時，我竟發現不少那次沒有處理乾淨的紙塊，正當我害怕別人也會發現這種可怕的紙塊的時候，&ot;文化大革命&ot;結束了。

你們一定認為我會說，我從此寫作自由了。我要說的恰恰不是這個。我要從這裡談談我對寫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經歷有點奇特。因為我是在寫作自由等於零的時候開始寫作的;我不但沒有讀者，反而像犯罪那樣怕被人看到。我寫了至少一百萬字，非但沒有一個字發表過，反而要把我寫的人物換上外國人的名字，上邊還故意署上外國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iddot;曼，紀德，安德烈葉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發現就解釋為外國文學的手抄本--當然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憶那種寫作，我卻真正的享受著寫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勢力所強制，不服從任何人的意志，也沒有絲毫商業目的。儘管我身在絕對的思想專制的時代，我的環境充滿令人心驚膽戰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筆來，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進入了絕對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發揮自己的情感與思想;我還感到了一種莊嚴的歷史的使命與責任，寫作的心態無比虔誠和聖潔，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環境的殘酷。

我由此感受到，寫作是一種靈魂的自由，是人類一種偉大的精神行為。自由註定是寫作的本質。自由對於寫作是與生俱來的。我們選擇了寫作，實際上就是選擇了自由--自由的思想與自由的表達。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麗的奢談。只有面對著束縛與禁錮，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聲有色，才顯示出它高貴的價值與神聖的必要。所以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