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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和波斯上演：“這條線上有我們想要的東西，但是我們並沒有可以拿來交易的籌碼。”格雷指出，在波斯，英國對俄羅斯已經“退無可退”了，在阿富汗也沒有任何影響力可言。更糟糕的是，“俄國人想要佔領波斯，而我們並不想”。大不列顛帝國正在成為過去時，至少在亞洲是如此。這場政治博弈終於接近了尾聲，剩下的只是時間和地點的問題。

隨著局面的急轉直下，英國官員開始意識到一個可能使處境更為惡化的終極噩夢：俄國與德國結盟。這種憂慮已經困擾了英國決策層很長時間，因為事實上，1907年英俄同盟的基礎就是必須在亞洲進行合作，並且找到一種對雙方都有利的狀態。為了維持微妙的平衡，亞瑟？尼科爾森爵士提醒格雷：必須“阻止俄羅斯人向柏林靠攏”。

恐慌情緒因德國國力和野心的持續攀升而愈發嚴重。柏林經濟的繁榮以及軍事開支的增長是英國焦慮的根源。德國人的目標是“在歐洲大陸取得優勢”，而這將引發軍事上的衝突，英國外務部的一些資深官員對此深信不疑。所有帝國都面臨著對手的挑戰，尼科爾森提醒愛德華？格雷爵士道，“我本人確信，我們和德國之間也將遲早爆發一場爭鬥”，因此讓法國和俄國保持滿意是至關重要的。

德國打破歐洲以及其他地區微妙平衡的可能性，意味著一場大風暴正在醞釀。英國人越來越害怕俄羅斯可能會加入同盟國陣營（即德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破壞英法俄之間的關係以及“粉碎三國協約”被認為是柏林的首要目標。格雷後來在焦慮的氣氛中承認，“我們真的害怕”俄國被慫恿脫離三國協約的可能性。

這些擔心並不是沒有根據。例如，德國駐波斯大使就意識到“我們在這個國家得不到什麼好處”，但只要俄國認為其在波斯的利益受到威脅，我們就可以從聖彼得堡在其他地區的讓步中得利。這就是1910年德國皇帝與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波茨坦會面的背景。同時，雙方的外交大臣還舉行了一系列高階別的政治磋商。這顯然加深了人們對亞瑟？尼科爾森爵士口中“歐洲集團”重組的恐懼，英國將為此蒙受巨大損失。

在1907年與俄國結盟之前，英國的外交官們就已經對德國及其行為（實際發生的或者想象中的）充滿了猜忌。三年前，在被任命為駐巴黎大使前不久，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收到了外務部一名助理的來信，告訴他，英國駐法使團的領導人應該睜大眼睛盯緊德國人的動向。伯蒂在回信中指出，對德國的不信任是完全正確的，“它從來沒為我們做過任何事，反而一直在傷害我們。它既虛偽又貪婪，是我們在商業和政治上的真正敵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德國人卻在為陷入法俄同盟的包圍而煩惱不已。同盟涉及軍事合作，並承諾任何一方受到挑釁都將採取聯合行動，這讓德國這個中歐國家毫無安全感，而正是這種不安全感構成了德國威脅的基礎。沒過多久，這種腹背受敵的妄想就促使德國最高司令部開始研究自己的對策。1904年法俄結盟後，德軍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爵（Count　Alfred　von　Schlieffen）曾計劃如法炮製1870年對法國的粉碎性進攻，並設想在掉頭向東迎擊俄國之前，德皇的軍隊能夠迫使法國中立化。這一計劃將給軍事和後勤帶來巨大壓力：它需要100萬名鐵路工人、30000列火車、65000輛運兵車以及70萬輛貨車，這樣才能夠在17天內將300萬士兵、86000匹馬以及堆積如山的彈藥運送至前線。

同一時期，俄國軍隊也開始著手製訂對策。1910年的“19號計劃”（Plan　19）擬訂了一系列應對德國進攻的具體方案，包括撤回到從科夫諾（Kovno）到佈列斯特（Brest）南北一線的要塞中，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