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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為準則。沒有一定穩固產業的人，便不會有一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所以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意思是說：“仁政”首先要使老百姓有自己的土地。我想，我們要真正建立“和諧社會”就必須“使民有恆產”。就全人類社會說，就要使各國、各民族都能自主擁有其應有的財富才行，強國不能掠奪別國的財富和資源以及推行強權政治。二是孟子的“仁政”要求反對非正義戰爭，他認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裡的“道”是“道義”的意思，在《公孫丑下》中有一段記載，他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說：“域民不以封疆為界，固國不以山谷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儒學的現代意義（8）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限制老百姓不必用國家的疆界，保護國家不一定靠山川的險固，威行天下不必憑兵器的銳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少助到了極點，連親戚都反對他；多助到了極點，全天下都歸順他。拿天下都歸順的力量來攻打連親戚都反對的人，那麼合乎道義的君子或者不必用戰爭，若用戰爭，最後必然是會勝利的。所以儒家往往把戰爭分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孟子說：“春秋無義戰”，“失民心者，失天下”。這個道理對一個國家內的統治者說也一樣。漢初的賈誼寫過一篇《過秦論》，他總結秦亡之因在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並引用了一句諺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不也是我們今天應該借鑑的嗎？孔子儒家這些思想，對一個國家的“治國”者，對於世界上的那些發達國家的統治集團不能說沒有意義。“治國、平天下”應該行“仁政”，行“王道”，不應該行“霸道”，不能壓迫老百姓。

自1993年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論”之後，引起了各國學術界的廣泛討論。在人類歷史上看，由於文化（哲學、宗教、價值觀念）的不同引起的衝突和戰爭並不少見，就是進入21世紀雖未發生世界性的大戰，但區域性地區的戰爭則不斷出現，其中無疑政治、經濟是衝突和戰爭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但文化確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衝突和戰爭的原因，如何化解這種因文化上的原因引起的衝突甚至戰爭，也許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是一條非常有意義的原則。

在中國歷史上，一向認為“和”與“同”是不同的兩個概念，有所謂“和同之辨”。《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國語？鄭語》：“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之。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可見“和”與“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以他平他”，是以相異和相關為前提，相異的事物相互協調並進，就能發展；“以同裨同”，則是以相同的事物疊加，其結果只能窒息生機。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理想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和“道並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則是“和”。）這種思想為多元文化共處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

不同的民族和國家應該可以透過文化的交往與對話，在對話（商談）和討論中取得某種“共識”，這是一個由“不同”到某種意義上的相互“認同”的過程。這種相互“認同”不是一方消